传呼机响的时候，吴桂芳正蹲在柜台后头理汽水瓶。玻璃柜台上那台红色座机连响三声，她把手在围裙上抹两下，接起来：“几号？……好，我记着。”
她抽过柜台上的横格本，铅笔头在舌尖舔一下，写：三单元四零二，晚七点，回电。写完喊一嗓子，声从一楼楼道窜上去，四楼都听得见。报价永远是“五毛”，赶上人家没零钱，她手一挥：“抹了抹了，您给整的就行。”
这栋楼是印刷厂的家属楼，灰墙，铁栏杆锈得掉渣。吴桂芳的小卖部占了一楼把头那间，卖酱油醋、火柴、散装饼干，顺带替全楼代接传呼、代收水电费。谁家孩子放学没带钥匙，也坐她柜台边的小马扎上等。
柜台玻璃板底下压着几张纸。水电费清单、儿子的三好学生奖状剪角、一张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的长途车票。终点是邻省一个她没去过的县城。
每年清明前后，她拿湿布把玻璃板擦一遍，擦到那张票，布停一下，再挪开。有人问，她只说“压着平”。
她男人陈立军，一九九八年在厂里被压纸机卷了右手。三个指头没保住。厂里定性“违规操作”，赔了三千块。车间主任郑广发把单子送到家里来，拍着陈立军的肩膀说：“我跟你说实话，这事儿厂里担了情分了。”
那年儿子要交择校费。吴桂芳在收据上按了手印，没闹。
陈立军后来话少，右手揣在袖子里，坐在小卖部门口的马扎上看人下棋。零六年冬天走的，没熬过去。
儿子大学毕业那年夏天，吴桂芳收拾老陈的旧木箱。箱子底下一层工作服，最底下压着一张“现场目击确认单”，复写纸的蓝字，签字人郑广发，日期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。
箱子底下的秘密
她捏着那张纸，在阳台上站了很久。
楼下有人喊：“桂芳，电话！”
她把纸折好，塞进围裙口袋，下楼接电话。那天她多抹了两次零。
第二天起，她串门的次数多了。给三单元送代收的水费单子，顺口问一句郑广发最近忙不忙；去留守处交电费，跟看门的秦德海聊两句闲天；隔壁单元赵长顺家订的报纸，她每天送上去，搁在门把手上。
“赵厂长，您这报纸我给您搁门口了啊。”
“哎，桂芳，费心。”赵长顺开门，头发梳得整齐，“当年的事，都是那样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
她笑笑：“我记性不好，早忘了。”
回来她翻开账本最后一页，写三个传呼号。铅笔字，写得小，三个号排成一竖。
三个没回的电话
头一个电话，她打给传呼台：“呼六三四二，留言，老秦说三月十七那页他还留着，让他自己看着办。”
第二个：“呼五八七九，留言，郑主任问起你当年签的字，问你夜里睡不睡得着。”
第三个：“呼二二幺零，留言，上面要翻旧案，郑广发说都推给您了。”
三个号，三条留言，方向各不相同。
当天下午，郑广发的黑色桑塔纳就停在楼底下。他上楼敲秦德海的门，声音隔着两层楼板传下来：“老秦，我跟你说实话，那页纸你到底还留着没有？”
秦德海在门里头：“你问我？你先问问你自己那天在哪儿！”
隔了一天，赵长顺拄着拐棍去找郑广发，在楼道口堵住他：“小郑，当年那事，都是那样的，你可不能往我身上推。”
郑广发的手从赵长顺肩上缩回来，脸白了一下：“赵厂长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什么时候推过您？”
“你问秦德海去。”
三个人你来我往，话越说越对不上。郑广发见人还是那句“我跟你说实话”，说了三遍，一遍比一遍声高。赵长顺张口就是“当年的事，都是那样的”，问到具体日子，他就咳嗽，说记不清了。
秦德海被堵了两回，第三回是自己开的铁皮柜。柜子在留守处墙角，锁头锈了，他拿钳子拧开，翻出一沓考勤页，纸张发黄，边角卷起。他把出事那天的和后来改过的那份并排摆在桌上，手指头在那两个日期之间来回戳。
“你们都来看。”他说，“这天，郑广发不在厂里。”
赵长顺那天下午把一沓原件送到留守处，用报纸包着，捆了两道塑料绳。他放下东西，没坐，说了一句“当年的事，都是那样的”，转身走了。
郑广发找上门那天是礼拜四。吴桂芳正给三楼邻居回传呼，一手拿听筒，一手在账本上勾：“……行，我跟他说，您给五毛就成，抹了抹了。”
她挂了电话，才回头看站在柜台外头的郑广发。
郑广发把一包烟搁在柜台上，手往她肩膀上抬了抬，又放下：“桂芳，我跟你说实话，这事儿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。老陈那三千块，我私人再补你点。”
吴桂芳把烟推回去，说：“您这个，不抹。”
她弯腰，手指头抠住玻璃板一角，把板子掀起来。底下那张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的长途车票黏在木头上，她拿指甲刮了两下才揭下来。
六年心结
票是郑广发那天去邻省跑私活的。签字是他回来补的。这三样东西，她心里排了六年。
她把车票、考勤页、目击确认单摊在柜台上，一张一张对齐，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。信封上写留守处的地址，贴邮票，用米粒粘的，压得实。
儿子那晚回来，看见信封在柜台上，问：“妈，您图什么？”
她正低头记下一户的传呼号，铅笔在纸上走：“你爸那三千块，本来就是该给的说法。”
账本最后一页让她撕了，撕成四瓣，扔进炉子里。新的一页翻过来，头一行写：二单元五零一，明天上午，回电。
楼上的传呼又响了。她接起来，报了个号，末了还是那句：“抹了抹了，您给整的就行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