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八年冬天来得早，总机房的窗缝用旧报纸糊了两层，浆糊干了以后翘起边。屋里两台纵横制交换机并排立着，指示灯一闪一闪。陈守拙坐在靠门那把椅子上，搪瓷缸里的茶梗沉了底，缸沿缺一小块瓷。
下午三点，楼道里进来一串皮鞋声。后勤科长刘建军推开门，先用手背在暖气片上碰了一下，缩回来，往裤子上蹭了蹭：“我跟你讲，这破屋子一个月费的电够全厂烧锅炉。”
他身后跟着三个人，一个扛卷尺，两个抱图纸筒。量到交换机背面，卷尺一拉，脚后跟蹭到配线架，一根跳线啪地断了，铜丝弹出来，翘在半空。
陈守拙没抬头。等人散干净了，他才蹲下去，从裤兜里摸出一小截铜线，剥了皮，在端子上缠了三圈，用钳子压紧。
那截铜线在指尖绕了三圈，用钳子压紧。
周小满端着饭盒进来，看见他指头上那圈铜：“真的假的，这也能接？”
“记下了。”陈守拙说。
记下的是什么，没人问。刘建军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，笑了一声，皮鞋声一路下楼去了。
十二月初，三车间那台西德定型机的主板烧了。烧的时候先冒青烟，车间主任闻着焦味跑过去，拉闸已经晚了。冷却以后掀开侧盖，板上一片黑，两个电容鼓了顶。
外方来了两个工程师，蹲在机器前看了四十分钟，站起来拍手上的灰，通过翻译说：整块换，二十八万，交货期三个月。
设备科老吴把报价单夹在腋下拿回报刊室，压在搪瓷缸底下。缸里泡枸杞，一天换一次水。单子压了三天，字没签。厂长在电话里跟局里说了四十分钟，末了那句是“再想想办法”。
第四天夜里，周小满值后半夜的班，下楼打开水，看见配电柜前蹲着个人影。陈守拙把总机房淘汰下来的几只继电器摊在报纸上，一只一只过万用表，量一只，在烟盒背面记一个数。他那截铜线还在手里，弯成半圆，端子那头磨得发亮。
周小满提着暖壶站了一会儿，没出声，退回楼上。
第二天早上六点二十，三车间来电话，说定型机转起来了。老吴披上棉袄往车间跑，掀开侧盖，里面塞着一个巴掌大的东西：继电器焊在胶木板上，四周用铜线固定，铜线缠了三圈。
老吴回设备科，一个电话打到地下档案室。灯管坏了两根，管理员搬梯子换灯，问他要找什么。
“按规矩，先看底图。”老吴说。
一九七九年的图纸卷成筒，牛皮纸套上写着“定型机测绘”。他抽出来一张张摊在长条桌上，摊到第九张，是主板接线图。他把图压到定型机的备件手册旁边，一个端子一个端子地对，对了两个钟头，一处不差。
图纸首页右下角是设计名单，蓝黑墨水。第一个名字是当时的总工，第二个名字他念出了声：陈守拙。
老吴把图纸卷回去，卷到一半停住，又摊开看了一眼，然后把棉帽的护耳系紧，骑车去总机房。路上顶风，车链子响了一路。
路上顶风，车链子响了一路。
当天下午刘建军就来了，捧着一个红皮聘书，进门先把椅子上的报纸叠整齐：“我跟你讲，技术顾问，工资按工程师从头补，房子也……”
陈守拙正给配线架打标签，白胶布一条一条剪，剪一条贴一条，贴到第七个端子才停手。
“记下了。”他说。笔没动。
刘建军把聘书放在交换机台面上，压进那本电话号簿里，走了。号簿合上，中间那页压出一道印子。
厂里张罗着办复职，也张罗欢送会，说要在食堂摆四桌，工会去买糖，买的是包玻璃纸的水果糖，一斤一袋。
陈守拙没去。他去了街对面新开的环球寻呼台，做维修工。柜台后面一排数字机，玻璃上贴着“中文机一千二，数字机六百八”。老板问他会不会修，他从裤兜里掏出起子，把柜台上那台开不了机的样机拆开，吹了吹尘，装回去，屏幕亮了。工资三倍。
走的那天上午，他还在总机房。三号交换机有一路串音，他把用户板拔出来，拿橡皮擦金手指，擦完插回去，让周小满拨了三个号，一个一个听。
中午他收拾东西，一个帆布包，一个搪瓷缸，缸里的茶梗倒进纸篓。他把自己的传呼机搁在总机台上，黑的，巴掌大，背面贴着一小片胶布，边角起了毛。
“记下了，小周打这个号。”他说。帆布包带子往肩上一挎，人下了楼。
周小满捏着那台传呼机，听见楼梯口的门关了，才把胶布撕开。底下是一串手写编号，蓝黑墨水，数字写得方，末一笔往上挑。她认得这个笔迹——上个月她替老吴抄图纸编号，抄的就是这几个数，刻在定型机主板边上的钢印，一个不差。
刘建军追到厂门口，追上了。
“陈师傅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是……”
陈守拙站住，从棉袄口袋里摸出那截铜线，还缠着三圈。他把铜线放进刘建军摊开的手心里，又把他那几根手指合上。
“记下了。”
他过了马路。寻呼台的玻璃门推开，一股暖气扑出来，门在身后慢慢合上，合到一半被风吹得晃了一下。刘建军站在路当中，手心里那圈铜线凉透了，剥皮的那一头还留着一小段亮色，风一吹，亮色一闪一闪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