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八年六月，人民电影院的片库漏了雨。周明远抱着两盒十六毫米拷贝往干燥箱里塞，裤脚沾着墙皮上淌下来的白灰。经理刘建国站在门口，手里捏着一本出入库台账，声音不高，刚好让走廊里的人都听见：“周明远，五部拷贝对不上数，你说说，东西去哪了？”
周明远把拷贝盒码正，盖上干燥箱的盖子，才回头。他说话慢，一句是一句：“胶片怕潮，得放干燥箱。台账上我签了字，片子入库那天谁提走的，你翻前一页。”
刘建国把台账合上，拍了拍封皮：“厂里要改制，正是抓典型的时候。你先把工具柜钥匙交了。”
周明远没再要那本台账。他从工具柜里取出自己的片盘扳手、一把镊子、半盒接片胶带，装进铁盒，抱着走了。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，说：“刘经理，胶片怕潮，可纸不怕。你把台账放干燥的地方。”
那年冬天，人民电影院改成了录像厅。刘建国把大厅隔成三间，门口挂起霓虹灯管。再后来他承包了县里的电影发行，穿起夹克，逢人便说“都是为了电影院”。到了二零二零年，老电影院要改成城市记忆博物馆，策展人小林翻资料，翻出刘建国这些年接受采访的剪报，头衔写着“老电影人代表”。
小林找到周明远的时候，他在街角摆修表摊。一张折叠桌，一盏台灯，桌角压着块绒布。老马领着人过来，说：“明远，博物馆要调那台老放映机，全县就你还会弄。”
二十二年的隐忍与等待，都藏在这方寸之间
周明远把放大镜从眼睛上挪开：“哪台？”
“就你当年使的那台，五四三五。电机还能转，片盘卡死了。”
他从桌子底下拖出一只铁盒，盒盖上的漆掉了大半。翻到底下，压着一张传呼机缴费单，纸边发脆，上面印着“95828呼1234”。老马凑过来看：“这谁的呼号？你还留着这个干啥。”
“对焦点，得慢慢来。”周明远把缴费单折好，夹进铁盒盖的缝里。
放映机在博物馆库房搁着，蒙一层帆布。周明远掀开布，先摸片门，再摸抓片爪，最后拧开侧盖。里头积了灰，齿轮上结着干掉的油泥。他拿软毛刷一点一点扫，扫到片盘轴座时，手指头碰到夹层里有东西，硬邦邦的，不像铁屑。
时间沉淀的证据，终于重见天日
他用镊子夹出来。是一张收据，泛黄，折了两折。上头是蓝黑墨水的字：今收到刘建国交来十六毫米拷贝五部，共计捌佰元整。落款“红星录像厅”，日期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七。
库房门口正好有人进来。刘建国穿一件深灰夹克，身后跟着两个扛摄像机的，来看剪彩怎么摆机位。他一眼看见周明远手里的纸，脚步停住，脸上的笑还挂着，嘴先动了：“这东西哪来的？你这是翻旧账。”
周明远没抬头，把收据放在机箱上，腾出手去拧片盘：“刘经理，胶片怕潮，可纸不怕。它在夹层里干了二十二年。”
刘建国伸手要拿。周明远把片盘往怀里一收，压住那张纸：“你先别动。夹层里掉出来的东西，得当着人看清楚。”
他朝门外喊了一声：“吴老板，进来吧。”
吴德发从走廊那头过来，穿一件洗白的短袖，手里夹着半截烟。他站在机器跟前，先看收据，再看刘建国，嗓门很直：“刘经理，当年那五部拷贝是你卖给我的。收据是你写的，你让我把日子写成‘处理废片’，说厂里查下来好交代。八百块，你拿六百，我落两百，拷贝我拉回去放了半年。”
摄像机还开着。刘建国往门口挪：“都是过去的事，那时候电影院穷得开不出工资，我也是为了电影院。”
周明远站起来，挡在门口。他比刘建国矮半头，说话还是慢：“你当年在走廊里说我偷胶片，全厂都听见了。今天当着博物馆的人，你把那五部拷贝的出处说清楚。哪五部，拷贝编号多少，谁签的字。”
刘建国嘴张了一下，没出声。小林已经掏出手机走到窗边，说了地址，又说了一句“对，人还在”。
警察来的时候，剪彩的紅绸子还堆在库房角落。刘建国被带走，经过放映机旁，看了一眼机箱上那张收据。周明远正把侧盖拧回去，一颗螺丝一颗螺丝地上。
迟到的正义在喧嚣中落地
后来收据捐给了博物馆。小林问展签怎么写，周明远说：“照实写。”展签上最后印了九个字：一九九八年胶片倒卖案证据。玻璃柜里那张纸的折痕还在，蓝黑墨水褪成灰的。
周明远回到街角，把折叠桌支开，台灯拧亮。老马拎着一兜苹果过来，往桌上一搁：“你等了二十二年。”
周明远拿过一块上海牌手表，翻过来拧后盖。镊子尖挑开卡簧，他低着头说：“我不是等他道歉。我是等一个他跑不掉的时候。”
刘建国被带走那天下午，修表摊前排了好几个人。都是电影院的老职工，有的拿着停了多年的闹钟，有的只揣着一块表壳。他们不催，站着看周明远把后盖一个个拧开，再一个个合上。台灯照着桌角那张绒布，绒布上落了一层细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