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四点，吴婶把泡好的黄豆倒进磨浆机。水加到手背刚没过豆面，她停一下，用手指捻了捻盆底的豆渣，又添半勺水。机器响起来，窗台上的搪瓷缸跟着抖。
她在正门第二家摊位卖了十七年豆腐。围裙洗得发白，右下角补过三块布，针脚一长一短。市场里的人都叫她吴婶，没人叫吴桂芳。
改造通知贴在公平秤旁边，红纸黑字，角上被风吹得卷起来。摊位重新抽签。管理处的小周拿着铁皮盒过来，让各家抓纸团。吴婶擦了擦手上的水，抽出一张，展开。
最里头，靠公厕的角落。原来那个位置，给了新来的卤味摊主小宋。小周把登记表翻得哗哗响，说小宋一天流水顶你一个礼拜。吴婶把纸签折成两半，塞进围裙口袋，回去接着点卤。勺子磕在桶沿上，响了一声。
小宋的摊子装了射灯，灯箱白得晃眼。卤味从真空袋里拆出来，一片片码在塑料盘里，旁边立着扫码点单的牌子。小周来查，说吴婶的木头台面不合规，手写价签也要统一。
吴婶第二天换了一块不锈钢板。价签用记号笔重写在硬纸板上，字比原来大一圈。“豆腐两块五一斤”几个字，隔两个摊位也看得见。切豆腐的时候，她每块比原来厚两毫米，刀落下去的节奏没变。
小周问她有没有意见。
她说没有，问他下次抽检是哪天。小周答不上来，翻了翻手里的文件夹，又合上。
老陈在原来的位置转了三圈。他开面馆，每天要两块老豆腐，做臊子面。转完三圈，他掏出手机给吴婶打电话，问是不是不做了。吴婶说，往里走。老陈没听清，又问一遍。她说，你往里走。
下午学校食堂的老赵也打来电话，问豆腐摊怎么空了。吴婶正给一个老太太切嫩豆腐，刀停在半空，说，挪了。老赵问挪哪了。她说，过公平秤，再走三十步。
第二天，过道口多了一块小黑板。粉笔字写得粗：豆腐，往里走三十步。黑板下面钉了两只挂钩，挂着塑料袋，方便人拎。有人拎着袋子走三十步，看见吴婶的摊子，说，躲这么远。吴婶把秤盘擦了擦，说，里头凉快。
那几天最里头一直在排队。队尾拐过公厕的门，有人一边看手机一边往前挪。小宋站在射灯底下，问排队的人要不要顺便尝尝卤味。没人接话。他拿起夹子，夹了一块豆干，又放下。
抽检那天来得很早。市场监管的人先到小宋摊前，把电子秤翻过来，底盖拆开，里面的调整键露在外面。进货单摊在台面上，两页对不上号。小宋说，我问问供货的。他摸出手机，走到过道那头。
同一批抽检，吴婶的豆腐三项全合格。小周拿着一块牌子过来贴，站在摊前搓手，说，吴婶，你怎么不早说。
吴婶正在给豆腐过水，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，说，我说了，你没问。
她把牌子往边上挪了挪，怕挡住价签上的“两块五一斤”。小周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，把牌子扶正，走了。
入秋，小宋撤了摊。灯箱拆下来，靠在墙根，电线绕成一团。过道口的射灯不亮了，那块地方显得窄了一些。小周拿着钥匙来找吴婶，说，正门第二家给你留着，你搬回去吧。
吴婶跟他去看了一圈。正门第二家人来人往，风从大门灌进来，塑料袋在地上打旋。她站了一会儿，看过道，又看原来放豆浆桶的位置，说，那儿风大，豆浆桶放不稳。
小周说，给你加个挡板。吴婶没接话，把钥匙递回去，往回走。走到公平秤旁边，她停下来，把小黑板上的粉笔字擦掉，重新写了一遍：豆腐，往里走三十步。字比原来更粗。
回来以后，她把里墙的挂钩重新钉牢。钉子是旧的，拔出来又敲进去，墙上留了四个眼。她挂上一块新纱布，把零钱压在小黑板下面，收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