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吴第七次走进化妆间，台面上摆着一具无名遗体。登记表上姓名一栏空着，年龄一栏也空着。他拧开粉底膏，手指先摸到遗体下颌的裂口，缝了四针。前六次修复，他都把登记页夹在文件夹里，等家属来认。这次钱馆长站在门口，说家属等着，先走流程，登记回头补。
老吴把针线收回铁盒，问了一句：“回头是哪天？”钱馆长看表，说：“今天火化，明天补。”老吴没再问。他推车进火化间前，把登记表缺失的那一页抽出来，到复印室印了一份。复印件折成四折，塞进左脚鞋垫底下。鞋垫是去年冬天剪的，旧毛毡，走路有响声。
三天后民政局来人，调登记册。缺失页对不上火化记录。钱馆长在办公室把责任说成经办人擅自跳过核验。老吴被叫进去时，桌上摊着他签过字的火化单。他看了一眼，没争。当天下午，他交出钥匙、工牌和更衣柜里半袋洗衣粉。财务扣了他两千四百块，说是罚款。他数完剩下的工资，把工牌留在窗台上。
暗中记录
殡仪馆对面有间平房，月租三百。老吴租下来，门口支个修车摊，打气两块，补胎五块。白天他蹲在树荫底下撬外胎，晚上把旧手机搁在钱馆长办公室窗台的花盆后面。花盆里种的是绿萝，叶子垂到窗沿，手机用黑胶布缠在盆底，录音键一按就亮一小点红光。他隔三天取一次，用耳机听，听到有用的就剪出来，存进一张内存卡。
被辞退的司机小周住在城北。老吴提了一兜苹果去找他。小周在楼道里抽烟，听完来意，把烟头踩灭，说：“钱馆长和赵老板在车上谈过那具遗体。赵老板说加三千，走夜班炉子。钱馆长说登记页别留。”老吴让他写下来。小周趴在电动车座垫上写了两页，签了名，按了手印。老吴把证词装进塑料袋，又用胶带缠了两圈。
三样东西分开藏。复印件在鞋盒夹层，录音卡塞进修车摊的补胎胶水盒，小周的证词压在出租屋煤气罐底下。老吴没有急着寄。他每天收摊后去公园看人下棋，听老同事说馆里的事。有人说钱馆长要升副局长，考察组下周到。老吴把棋盘上的卒子往前推了一步，说这步走得慢。
他买了三个牛皮纸信封，把复印件、录音复制件、证词各装一份。信封上分别写民政局、纪委、本地报社的地址。地址是从报纸中缝和单位门牌上抄的，写得横平竖直。邮票贴了两块四，他用指甲把边角压平。三封信在抽屉里放了四天，他没动。
投出的证据
考察组到的那天早上，老吴六点起来。天还没亮透，他把三个信封放进帆布包，先骑车到城东邮筒，投一个；再绕到城南，投第二个；最后到报社门口的邮筒，投第三个。邮筒口有露水，信落下去时响了一声。他回到修车摊，把气筒摆正，继续补一条电动车内胎。补到一半，老同事打来电话，说考察组在馆里翻登记册。老吴说：“哦。”手上锉刀没停。
一周后，钱馆长被带走调查。赵老板被约谈，殡葬公司的账本抱走两箱。民政局给老吴打来电话，让他去领补偿金。他去了，签字，按手印。钱数是两千四百块，正好是被扣的工资和罚款。窗口里的人说多一分没有。老吴把钱存进银行，存折夹在修车摊的价目表后面。
小周来修车摊换刹车线，问事情算不算完。老吴给链条上油，说：“直接经办的完了。”小周没再问。老吴从抽屉里拿出一部旧手机，里面有一段录音，是赵老板和某个科长在小饭馆吃饭时说的，只有半段，后半段被门响盖住。他把录音拷到新的内存卡里，用橡皮筋扎好，搁在抽屉最里面，锁上。钥匙挂在裤腰上，和补胎撬棒碰在一起响。
第二天一早，老吴把摊子支在殡仪馆对面。有人推来一辆后轮瘪掉的车。他蹲下去，手指摸到外胎上的钉子，拔出来，放进铁盒。气门芯嘶嘶响，他拧开胶水盖，拿锉刀慢慢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