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土机的钥匙插进去，赵长顺没拧。坐垫塌了一角，弹簧顶着右边胯骨，他往前挪了挪。巷口只剩半截砖墙，墙根码着几块拆下来的旧门板，钉子朝上，昨天他特意叫人清走了。
这是老城区最后一片棚户区。拆迁办的进度表贴在工棚铁皮上，红笔画了一道又一道。
赵长顺五十五，推土机开了二十六年，拆过的老屋一百多间。这回他主动申请先拆自己这条巷子。队长问他图什么，他说自己家的墙自己推，心里踏实。
动工前一晚，妹妹打来电话。
“哥，爸临走那年交代过，正屋东墙不能动。”
“都什么年代了。”他把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中间，手里拧着工具箱搭扣，“东墙不推，这房子怎么倒？你要它立在巷子当中？”
妹妹那头顿了顿，说随你。
第二天上午九点，他推倒东墙。铲刀贴墙根插进去，砖往里塌，灰浆散成粉，一股干土味顺着风顶上来，呛得他咳了两声。
墙倒下去，墙根滚出一只陶罐。粗陶，巴掌高，摸上去像砂纸。封口是一圈朱砂拌糯米的浆子，红得发暗，硬得像水泥。罐底刻着四个字：赵宅乙亥。
墙倒之下，尘封三十年
小吴蹲下去看，说老赵，这里头别是银元。几个工友围上来，有人已经抄起半块砖。
赵长顺把罐子抱起来，塞进工具车副驾驶座底下，说这是我爹埋的旧东西，谁也不许碰。他这句话说得冲，没人再笑。
当晚两点，值班的人打电话来，说你那台车自己着了，钥匙在屋里挂着。赵长顺披上衣服赶到工地，推土机在原地响，油门一阵一阵的，排气管冒白烟。他爬上去拔了钥匙，车熄了，驾驶室里一股铁锈味。
第二天一早，一个工人在废墟上清钢筋，从断墙上滚下来，小腿折了。第三天，他十岁的儿子赵小满发烧，三十九度八，退烧针打了两回不管事，半夜坐起来说，墙里有个人一直喊他。他媳妇吓得一晚上没关灯。
赵长顺提了一兜苹果去陈阿婆家。阿婆八十三，坐在门槛上剥毛豆，眼睛还行，一眼就看见他手里那只罐子。
“你爹封的。”阿婆说，“封的时候我在场。”
她把竹篮往旁边挪了挪，讲起来。三十年前赵家盖房，请的是邻县孙广福，孙木匠。正梁下料时返了一次工，尺寸差了两指。赵长顺他爹扣了四成工钱，还当着十几个帮工的面说，孙师傅这手艺，糊弄鬼呢。孙木匠没吭声，把钱收了，临走那晚在东墙根蹲到半夜。阿婆说她那时五十三，趴在自家后窗看得清楚，见他往土里埋了一样东西，起身拍拍裤子，说这房起得来，住不安。
“后来呢。”
“后来你三岁的哥哥没了。”阿婆把毛豆壳扔进篮子，“你爹请人起出墙根的东西，一个木匣，里头一把木尺、一截断墨斗线，还有块刻了字的木牌。你爹没敢扔，亲手写了张认错字据，一并封进这只陶罐，罐底刻的是盖房那年。做完这些，他在墙根蹲了一夜。”
赵长顺问，那字据上写的什么。
阿婆摇头，说你爹没让我看。她顿了顿又说，临死前他交代过，罐不能动，动了就去找孙家人把话说清。
拆迁队的人劝他请人做场法事。赵长顺摆手。他请了两天假，开着工具车去邻县。县城老街有家五金店，卷帘门拉到一半，门口摆着两卷铁丝。孙茂林正给一个老头磨剪子，抬头问他要什么。
赵长顺把陶罐放在玻璃柜台上，罐底朝上，那四个字对着人。
孙茂林看了差不多半分钟，把剪子放下，进屋翻出一个硬皮本。纸黄了，边角卷起来，账页上用蓝黑墨水写着：赵宅，欠工钱四成，未收。下面一行小字：若赵家来寻，账当面算。
“我爷爷的笔迹。”孙茂林说，“他一直到死都记着这笔钱。”
赵长顺算了一晚上。当年四成工钱折成米，再照今天的米价折回来，连本带利八千六百块。他取了现金，装进牛皮纸袋，在县城订了一桌酒，把孙家老小请来。
酒过三巡，赵长顺站起来，把当年他爹那句骂人的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，一个字没改。说完把纸袋推过去，弯腰鞠了一躬，替父亲赔礼。孙茂林没马上接话，先把纸袋收了，才说，这账我爷爷挂在纸上三十年，他要是知道有人来结，也就这样了。
当面算清旧账
房子已经拆了一半，东墙的位置剩三尺墙基。赵长顺跟拆迁办的人磨了半天，说这块墙基不要补偿，只求砌进回迁小区的景观墙。办事的人翻图纸，量了尺寸，说行，反正那面墙要贴文化石。
罐子重新封进去那天，孙茂林来了。朱砂糯米浆是他亲手和的，比例照他爷爷那本旧账上记的来。罐里添了两样东西：一张赵长顺手写的字据，一张两家人在景观墙前的合影。字据上写的是那笔账的数目和日期。
赵小满的烧当夜就退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喝掉半碗粥，说梦里那个人走了，走得挺快。
往后赵长顺再上推土机，先下车，绕着要拆的墙根走一圈，鞋底把碎石踢开。工地上的人笑他，他不解释，走完一圈才拉开车门，把钥匙插进去，拧到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