旧厂区宿舍楼下的梧桐树砍了三年，树根那块地还鼓着。老周把折叠桌支在废品回收秤旁边，桌腿垫了半块砖。硬纸板从蛇皮袋里抽出来，上面用记号笔写着“代写朋友圈，五元一条，先说要发给谁看”。字迹被雨水洇过，他又拿黑笔描了一遍。
下午四点，收废品的老孙踩着三轮车过去，车把上挂的秤砣磕在铁栏杆上，哐当一声。老周头也不抬，把茶缸往桌角挪了挪。第一单生意是二楼的小年轻，要写一条“加班到十点，月亮替我打卡”。老周问发给谁看，小年轻说领导。老周说那不能这么写，改了三个字，收了五块。
林小满来的时候，老孙刚走。她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张照片，搁在桌上，用食指按住。照片里是一只旧传呼机，灰色塑料壳，屏幕亮着黄绿色的背光，上面四个数字：七七一三。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了几个字，墨迹已经发蓝。
“配个文，”她说，“就写：爸，我替你发了朋友圈。”
老周没接她递过来的五块钱。他把价目表翻过去，盖住照片，手指头在桌面上敲了两下。“先别急。这机子从哪儿翻出来的？”
林小满说在母亲衣柜最底下，压在一件没拆吊牌的羊毛衫下面。老周把照片又翻回来，眯着眼看那个屏幕。七七一三。他的拇指在数字上划过去，像在摸盲文。
“七七一三不是寻呼号。”老周说。
林小满把帆布包带子往肩上提了提：“我知道，寻呼号是九开头的。我妈以前在厂广播站，家里有台旧的……”她说到一半，看见老周把茶缸盖拧开了，又拧回去，没喝水。
“是广播站内线暗号，”老周说，“意思是今晚别走正门。”
林小满没接话。她低头看照片，传呼机旁边露出一截蓝色工装袖口，袖口上沾着机油。老周问她父亲叫什么。她说马长顺，九八年下岗以后就没回来过。她妈刘桂兰去年走的，走之前把家里的老物件翻了一遍，什么也没交代。
老周指认着照片里那截熟悉的工装袖口，暗示着传呼机真正的主人身分。
老周把照片推回来，手指头点在传呼机天线那个位置。“这机子不是你爸的。是你妈的。广播站配的，一共三台，一台在站长室，一台在门卫，一台在播音台。你妈那台是备用的，平时锁在抽屉里。”
林小满看着老周。老周从桌底下摸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半个烧饼，他掰了一块放进嘴里，嚼完才说：“晚上七点，你带上照片，去老广播站。就在食堂后头，二楼最东边那间。窗户上的铁栅栏我上礼拜卸了两根。”
林小满问：“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
老周把硬纸板翻回来，用黑笔在“五元一条”下面画了一道横线。“我写的价目表，当然清楚。你晚上来不来？”
七点过十分，广播站走廊的声控灯坏了，林小满用手机照着墙上的安全生产标语，红漆掉了一半。老周已经在屋里了，蹲在地上翻一个铁皮柜。柜子里全是点歌本，牛皮纸封面，用白棉线装订。他抽出一本，翻到中间，指给她看。
夹在点歌本里的是那张点歌单，厂里印刷的那种，抬头印着“广播站歌曲点播单”。点歌人填的是“马长顺”，歌名《祝你平安》，备注栏写了一行字：正门有人堵，后门等我。日期是九八年六月十二号。
夹在旧点歌本中的历史凭证，揭开了当年那场“自愿离职”背后的真相。
林小满把点歌单举到灯下。点歌人签名那一栏，马长顺三个字写得潦草，最后一捺拖得很长，把“顺”字的页字边划破了。
“那天晚上，”老周蹲着没起来，两个膝盖往外撇，“你爸替了你妈的班。本来该你妈值的，你爸让她先走了。第二天厂办贴出来的名单上写的是‘马长顺自愿离职’。”
林小满问：“那我妈为什么从来没提过这张单子？”
老周站起来，膝盖响了一声。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把点歌单摆平放在桌上，用手机拍了一张照。“这条朋友圈得让旧同事看见。你那个配文不行，太软。我替你写。”
他掏出自己的手机，打字打得很慢，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戳。写完了给林小满看。屏幕上是一段话：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夜班，广播站七七一三传呼，谁在正门等？谁从后门走？我是老周，请回我。
林小满盯着“我是老周”那四个字看了几秒。老周把手机揣回兜里：“别问。发了再说。”
朋友圈是晚上九点四十发出来的。配图是那张传呼机照片，文案一字没改。十点零三分，评论区冒出来第一条留言，头像是朵荷花，名字叫“老门卫张德贵”：那天晚上我在正门值班，来了三辆面包车，下来的人我都不认识，问马长顺在不在。我说夜班的不走正门。他们就在门口蹲着。
十点二十分，一个叫“车间刘胖子”的账号留言：长顺不是自愿离职的，厂里说他带头闹事，拉去问了两天话。回来那天我在厂门口碰见他，他蹲在马路牙子上抽了半包烟，跟我说了一句“我没脸回去”。
十点四十七分，林小满的手机响了。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短信，只有七个字：小满，我是爸。她盯着屏幕，手机震了一下又一下，是第二条：你妈的后事，我从你三舅那儿听说了。我没去。我不敢去。
老周把折叠桌收进楼道里，硬纸板靠在墙上。他从兜里摸出黑笔，蹲下来，在“五元一条”后面添了四个字。添完了把笔帽扣上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。纸板最下面那行字，现在写的是：寻人免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