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望德五十二岁，在县医院检验科值了三十年夜班。那天夜里他趴在显微镜旁边，手里还捏着半张没写完的化验单，笔尖停在“白细胞”三个字后头。
再睁眼，后背硌着一包一包的药材。屋里一盏豆油灯，灯芯烧焦了，火苗只有指甲盖那么大。他摸出身下那包东西，是黄芪，裹在粗麻布里，甜味混着灰味往鼻子里钻。窗外天还没亮，有鸡叫。
他先找蒸馏水。没有。找载玻片，没有。找酒精灯，把整间屋子翻了一遍，只有药碾子、戥子、一把卷了刃的剪刀和那盏灯。窗纸糊得不严，风一过，火苗歪一下，把影子甩到墙上。
天亮后，药铺的周掌柜站在门口看他。周掌柜四十来岁，说话爱先咳一声：“投亲不遇？我这儿缺个打杂的，管饭，没有工钱。”陈望德点头。他连自己怎么来的都说不清，先把肚子填上。
头几天，他想起老辈人讲的银针验毒。他把戥子上的银针抽下来，扎进药渣里，拔出来，针身黑了。他站在灯下看，把药渣分成三小堆，一堆一堆地试。全黑。他手心出汗，脑子里过的全是投毒案。
后来是韩先生提了一句。韩先生是坐堂的老郎中，六十几岁，说话慢，爱把袖子往上撸一截：“硫磺熏的，仓里防虫，都是这么来的。”陈望德把银针插回戥子上，那针擦了两遍，还是黑的。
巷尾豆腐坊的小儿子上吐下泻，人抱到堂里来，脸白得像泡过水的豆子。陈望德想做个便检，手里只有周掌柜的一枚放大镜。他凑着天光看，看了半天，只看见一堆水。他张嘴说生理盐水，说葡萄糖，说补液量，一屋子的人都不出声。周掌柜把手拢在袖子里，眼睛看着韩先生。
韩先生开了灶心土配乌梅汤，一碗下去，孩子不吐了。三天之后，小孩在巷子里追着一只鸡跑。豆腐坊的媳妇提了一篮豆腐来，跪下磕头，磕的是韩先生的方向。
陈望德站在柜台后面，手里还捏着那枚放大镜。他想说细菌，说了两个字，自己停下了，改口说“看不见的小虫”。豆腐坊媳妇笑了一下，说陈师傅真会讲古。
周掌柜的孙媳周秦氏临盆，请来接生婆赵妈。赵妈进门时，陈望德在堂屋给戥子擦灰，看见她那只手刚按过灶台，又数了一串铜钱，铜钱放在手心搓了两下，才去盆里沾水。
那双手刚按过灶台，又搓过铜钱，他拦在门口。
他脑子里蹦出三个字：产褥热。
“赵妈，”他拦在门口，“接生之前，酒擦擦手。剪脐的布，下锅煮。盆拿开水烫。”
赵妈把手一收，声音拔高：“你嫌我脏？”她把袖子往上撸到肘，“我这双手接了三十年，县东县西的孩子，一半是从我手里出来的。你一个打杂的，摸过几回孩子？”
周掌柜从柜台后头过来，咳了一声：“老陈，别多嘴。”
陈望德退了半步。他想说度数，想说起码烧滚几刻钟，话到嘴边全散了。他记不清酒精该配多少度，也记不清煮沸要多久，在科里，那都是仪器上的数。
“那，”他说，“水滚了再煮一炷香。酒要烈到能点着。”这话是他三十年手上练出来的，不是书上背的。
赵妈哼了一声，把门帘一挑，进去了。
那一夜周秦氏难产。产房里点了两盏灯，赵妈的声音一阵一阵传出来。陈望德没有资格进去，蹲在灶间守一锅滚水。布煮好一条，他用竹筷挑起来搭在盆沿，酒温在粗瓷碗里，隔着水烫。十四岁的学徒小满捧着盆进进出出，一趟一趟，鞋底在门槛上蹭得发白。
那一夜，他在灶间守着一锅滚水，等着天亮。
“陈师傅，布还热不热？”小满问。
“摸着烫手就成。”陈望德说，“盆边别沾手。”
“嗯。”
天快亮时，孩子哭了一声。又过一阵，周掌柜在院里站住，两只手在衣襟上按了按，说母子都平安。他后来跟人说，是陈师傅的偏方管用。陈望德没接这话，只说后院墙上能不能钉块木牌。
木牌是小满找的旧料，一寸厚，刷了一层桐油。上头的字是陈望德写的。他没写无菌，也没写消毒规范，只写了六个字：接生前，先洗手。
赵妈从院里过，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脚步也没停。
陈望德不再提化验。显微镜这三个字他说过一回，小满问他什么是显微镜，他想了想，说“一个能把小虫放大成手指头那么大的筒子”。小满睁着眼睛等了一会，说师傅那咱们造一个。他没答，第二天开始教小满三件事：煮布、温酒、洗手。
洗手要用活水，盆里的水不算。手要搓到指缝，指甲缝里也得过一遍。他一遍一遍地做给小满看，小满学得快，学完了还要盯着他师傅的手看。
街上有两个妇人跟着照做，一个是豆腐坊的媳妇，一个是隔壁切面的。切面的那个生第二个孩子时，孩子没得七日风。她抱着孩子来谢，说照陈师傅的法子洗了手。陈望德问她，接生婆的手洗了没有。她说洗了，是自己端着盆求她洗的。他点点头，也就只能点头。
晚上他坐在柜台后头，翻出药铺的账本，翻到背面。账本正面记的是药材进出的斤两，他不能占。他在背面靠边的空行上写日子，写“洗手”，一天一行，像从前记化验记录那样，一笔一笔，不连笔。
小满凑过来看：“师傅，这也算账？”
“算。”陈望德把笔搁下，“记个数。”
灯芯又烧焦了，他伸手把灯芯拨了拨，火苗往上一窜，纸面上那两个字被照得很清楚。外头巷子里有人在关板子，一块一块，响到街尾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