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9年冬天，红旗电影院散最后一场。片子是《甲方乙方》，放到葛优在火车上那段，底下还有人笑。陆叔坐在放映室的小板凳上，手搭在片盘边沿，听齿轮一圈一圈咬过去。他不看银幕，他听声音就知道片盘还剩多少。
散场灯亮起来的时候，何姨已经在楼下收可乐瓶了。塑料瓶碰着铁皮簸箕，一下一下，从第一排响到最后一排。陆叔照老规矩关机：先拉片门，再停马达，最后把氙灯旋到零位。他做这些从不吭声，手上很快，像把一台机器哄睡。
片盒卸下来，他掂了掂，多出来一卷。没编号，白纸标签上连个字都没有，就一圈细麻绳草草捆着。盒盖内侧有东西，他用指甲一挑，揭出一张票根。红旗电影院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，夜场，座位八排十二号，票价一角五分。纸边发黄，折痕很深，像是被人攥过一路。
“慢一点，先别急。”陆叔朝楼梯口喊了一声。
何姨回来取她落在暖气片上的手套。她进门先拍了两下袖口，走近才说话：“你听我说，你这片盒我刚才擦过，没见过这卷东西。”
陆叔把票根递过去。何姨捏着看了半天，说：“七九年，那年我刚来上班，扫的还是水泥地。”
“认认这张票。”
“八排十二号，”何姨说，“靠过道。那时候过道边上的位子总留给腿脚不好的。你听我说，咱们院里老程就爱这么送票。”
两人进了放映室。陆叔把空胶片挂上片架，穿片的时候手很轻。他让何姨把音量推子拉到最小，只留马达声。灯一灭，机器转起来。银幕上什么也没有，就是一束白光，宽宽一道，从镜头里铺出去，落在旧幕布上，照出一层浮灰。
白光与绿灯：放映室的寂静时刻
可墙上那只安全出口灯亮了。绿底白字，闪三下，停一停，又闪三下。
何姨从椅子上站起来：“这灯不该亮，我早上去拉过闸，没送电。”
“慢一点。”陆叔把手指按在片门边上，让片子从指腹底下滑过去。白光里有一小截颜色，很淡，像玻璃纸在灯后头打了个转。出口灯又闪三下，正好跟片盘上某处接头对上。
“这不是灯片。”何姨说，“灯片我认得，老程当年做的那些，薄得像烟盒纸，轻飘飘的。你这卷沉。”
陆叔把机器停了，拎起片盒，沿着焊口摸。他指头停在盒底一角，抠了两下，盒底竟有一层夹板。拉开，里头压着几截铜丝，小指长，弯成钩，还有几片玻璃纸，红的，绿的，剪成拇指盖大小，边上全是剪刀口，毛的。
何姨凑近看了一眼，说：“这不是灯片，这是散场片。”
陆叔没接话。他拿一块软布把铜丝摆平，照着原来的弯度往片边复。铜丝一贴上去，胶片上的接线就有了着落。何姨在旁边说：“七九年冬天停电，我记得，慰问场，院里一片黑，外头雪下得正紧。老程站在台上喊：灯还亮着呢，大伙儿坐着别动。他拿一卷自己做的灯片，玻璃纸凑在镜头前头转，银幕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绿。散场的时候他不喊快走，先开出口灯，再一拨一拨送人。”
“八排十二号是谁？”陆叔问。
“我不记得人，”何姨说，“我只记得那天有人在过道边上等，等到最后才走。”
陆叔把卷片重新装好。空场，没观众，椅子翻上去，扫地的手电搁在台口还亮着。他伸手把出口灯开关扳到手动位，按下启动。白光从镜头里出去，穿那几片玻璃纸，银幕上转出一小团淡红，又一团淡绿。光点不快，慢慢挪，像屋檐下滴水滴在雪里。出口灯跟着稳住了，绿光不闪。
散场光影：老程的规矩
一整卷走完，机器发出空转的轻响。陆叔先停马达，再拉片门，最后把氙灯旋到零位。何姨站在门口，手套还捏在手里，没戴上。
“你听我说，”她说，“这灯不是坏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陆叔从机器后面绕出来，“转到接头处，铜丝碰一下线路，亮三下，提醒放映员先开出口灯，再送客。这是他的规矩。”
第二天拆银幕，支架一根一根往下卸。陆叔把片盒擦净，码好铜丝，扣上盒盖。何姨来收最后一趟，他把盒递过去。何姨翻了翻，把那张票根翻过来。背面有一行蓝墨水字，写得歪，收笔往上挑：灯还亮着，慢一点走。
何姨把票根塞回片盒，手套往胳膊底下一夹，抱盒下楼。楼梯口的出口灯还亮着，绿底白字，一点不闪。她走到最后一级，回身往上看了看。陆叔在放映室门口站着，抬手把闸刀拉下来，灯灭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