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，水产批发市场的顶棚还挂着水珠。周美凤把磨刀棒在围裙上蹭了两下，左手摁住一条草鱼，右手刮鳞，鳞片溅到胶鞋面，一片一片像碎硬币。老主顾拎着桶过来，她抹掉零头，顺手塞一把葱：“下回带个盖子，水别洒我摊上。”
3号摊是她男人留下的。三年前，他在鱼池边滑了一脚，栽进冰水槽里。等人捞上来，手里还攥着半截水管。市场物业经理马德彪当天就贴了告示：安全整改，摊位收一半。周美凤在告示底下站了半个钟头，转身去冷库搬货，一箱一箱码到后半夜，凑出儿子的学费。
“周姐，这筐你别管，我自己来。”
“你忙你的。”她笑起来眼尾挤出两道纹，弯腰把马德彪踢翻的塑料筐一只只扶正，筐底的水在水泥地上拖出几道亮痕。马德彪从她摊前过，皮鞋磕着地砖：“你这摊，卫生得再上点心。”她点头，说好，说马上擦。等人走远了，她才蹲下身，把手伸进冰柜，摸到最底下那层冻带鱼——油纸包还在，硬的，凉的，像一块砖。
账本是防水的。马德彪每笔进场费抽多少、每回缺斤短两怎么分、哪一车冻品没走检验直接进了冷库，她都按日期抄两份。一份留在身边，一份按月封进塑料袋，压在带鱼底下。隔壁干货摊的阿海替她盯车、递话，是男人唯一的弟弟。有一回他看见她半夜还在写，闷声劝：“嫂子，算了。”
“欠债的不是他一个人，”她把笔帽扣上，“是整条链子。我一个人闹，链子只会甩我一身水。”
阿海没再吭声，第二天照旧蹲在市场后门数货车。
变故出在开春。马德彪在过道里扯着嗓子宣布，3号摊要转租给他小舅子，让周美凤签字放弃。围观的人挤了半条街，有人替她说话，被马德彪一句“市场统一调整”堵回去。他把纸笔拍在鱼案上，油墨沾了鱼血。
周美凤低头看着那张纸，手指在围裙上擦了擦，说：“我再想想。”
那天收摊，她没回家。冰柜里的最后一页还空着，她蹲在灯底下补完：日期、数目、经手人，末尾画了个小小的勾。
第二天起，她开始演。提着两条最肥的鲈鱼去办公室求续租，被骂出来；第三天又去，被推出来；第四天她在门口坐了两个钟头，谁路过都看见她缩在塑料椅上，膝盖上放着装鱼的袋子，水顺着袋子往下滴。整层楼都传遍了，说周姐认怂了。
马德彪果然松了口，说要带她见一个人——郑老板，准备整体接手市场的新东家。饭桌上马德彪喝到脸红，拍着桌子吹：“这条街上，没有我摆不平的事。”周美凤不接话，只添茶，茶壶嘴对准杯口，一滴不洒。围裙口袋里，手机屏幕一直亮着。
散席那天，郑老板要一份市场商户情况说明。她交上去一沓材料，里面混了三页账。不多不少，够让人起疑，不够让人翻脸。
签约定在周三。周美凤拎着一只泡沫箱进场，箱盖一掀，冷气冒出来：“马经理爱吃我腌的带鱼，走之前得送一份。”
箱底压着那本泡了两年的旧账，塑封完好，页码清清楚楚。郑老板翻到第三页，手指停住，翻回去又看了一遍，抬头时脸上的笑没了。他把账本往桌上一扣，叫法务进来，请马德彪出去。紧接着宣布：所有摊位重新登记，三年账目全部复核。
马德彪从椅子上弹起来，脸白得像刚剖的鱼肚。他挤到周美凤面前，第一次喊她“周姐”，嗓子发飘：“周姐，你说句话，你说句话这事就过去了。”
周美凤把手里的保温杯拧紧，放回袋子，才抬眼看他一回：“我的摊，在原位置，一两不少地还回来。”
屋里静了一下。有人以为她要哭，要骂，要扑上去撕。她没动，转身出了签约室，蹲在走廊台阶上，把泡沫箱抬起来，冰水哗地倒进下水道。她把手伸到水龙头底下，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搓，指甲缝里的鱼鳞被水冲出来，打着旋儿没了。
清退那几天，市场里天天有人搬箱子、撕招牌。3号摊回到她名下，她把男人那杆旧秤从库房翻出来，用钢丝球擦掉锈，挂回横梁。儿子放学来帮着收钱，个子蹿得比他爸还高。阿海当了新摊区的商户代表，袖子上别着红袖章，走路都带风。
有人替她不平，说该趁机要一笔赔偿，闹一场才解气。
她正给一位大爷称鲫鱼，头也不抬：“钱要得回来的叫账，要不回来的才叫仇。”秤杆一翘，她又抓了把葱塞进袋子，“拿着，回去炖汤。”
第二天，照旧三点开摊。新来的管理员绕着摊区走了一圈，递上第一份抽成单，纸是新的，字是新的。周美凤接过来，看了一遍，笑了笑，折好塞进围裙口袋。
收摊前，她从案板底下抽出一本新的防水账本，翻开第一页，是空白的。她把账本装进塑料袋，压进冰柜最底层，冻带鱼落下去，砸出一声闷响。
灯关了一半，她拎起空的鱼筐往水池边走，胶鞋踩过湿地，一步一个水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