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七号，天没下雪，风从厂区那边刮过来，把晾在楼外的棉裤吹得硬邦邦。送煤的杜春生把三轮车停在红旗造纸厂家属楼三号楼下，抱着一摞蜂窝煤上到四楼，才看见东头那扇门还关着。
门上的铁插销从里面插着，门缝里塞的旧报纸没人动过。杜春生用指节敲了三下，喊了一声韩师傅。楼道里回过来的只有风。他把煤摞在门口，下楼去找保卫科。
梁万山听完，把搪瓷缸搁在暖气片上，站起来，说了句：“这个事，得按规矩来。”
撬门用了二十分钟。插销是死的，最后拿铁棍别开。屋里一股煤气味，蜂窝煤炉还温着，炉盖上的水壶底锈了一圈。老韩歪在床上，被子拉到胸口，脸是樱桃红。厂医翻了翻眼皮，说煤气熏的，人怕是夜里就走了。
梁万山没让人动屋里的东西。他先看窗，铁栅栏四根横的两根竖的，焊死在墙里，锈都长实了。再看老韩的棉裤兜，钥匙串上挂着一个自行车铃铛盖，压在兜底。门从里头插着，钥匙在里头搁着。
“意外。”厂医说。
“按意外报。”梁万山一个字一个字往外递，“这个事，得按规矩来。”
楼道口，杜春生蹲在台阶上抽烟。搪瓷缸放在脚边，里头的高末还剩半缸，凉了也不倒。他盯着门口那摞煤看了很久，把烟头摁在台阶上，说了一句：“我跟您讲，这煤不对。”
杜春生给这三栋楼送了三年煤，谁家烧什么煤，他心里有本账。老韩的账最好记：一辈子只买掺土的次煤，四块钱一百斤那种，好煤他碰都不碰。逢人就站在煤棚底下说，好煤火旺、烟冲，冬天门窗一封，那是要熏死人的。说这话时他手里拿着小铁铲，把煤码得跟墙一样直。
四零七屋里那堆不一样。灰白，硬，棱角齐整，是厂里年底发给先进职工的七一好煤，编织袋还靠在墙角，袋口没拆完。
韩小琴和赵建军下午到的。韩小琴进门就坐在床沿上，手放在膝盖上，没哭。赵建军跑前跑后，见人就说“叔，您放心”“叔的事就是我的事”。到梁万山跟前，他说老韩临走前把车棚托给了他。
杜春生站在门口没进去，等赵建军说完，才问了一句：这煤谁送的。
赵建军愣了一下，说厂里发的吧，我叔是先进。
杜春生说，七一煤是老韩拿煤本自己去厂里领的，个人领，不进楼。
韩小琴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说了句“我爸那人，认死理”，说完又低下头去。
厂里按事故定了案，钱也赔了，事情眼看要结。杜春生没走。他绕到楼后，蹲在煤棚子底下。靠墙那面有一层新洒的煤末，薄薄一层，踩了两脚，还是黑的。他伸手往底下摸了一把，摸出来的是碎煤渣混着土——那是楼上的煤，从四楼搬下来，又倒回去的痕迹。煤末顺着墙根散了一路，最后进的是煤棚。
第二天上午，杜春生把梁万山叫到煤棚，蹲下，指着那堆煤。
“您看这个码法。”他说，“老韩码煤是旧煤压新煤，先烧陈的。底下那层是去年冬天剩下的，硬了，他压最上头；新进来的好煤，他垫底下。他说新煤潮，垫底下吸潮气。”
“新煤压旧煤”：只有不烧炉子的人，才会这么码煤。
梁万山蹲下去看了一眼。四零七门口那摞煤，最上面一层灰白发亮，中间是暗的，底下压着一层碎的。
“新煤压旧煤。”杜春生说，“这是把整堆倒了重码的干法。谁家烧炉子这么码？只有不烧炉子的人才这么干。”
他拿小铁铲往煤堆底下刨，刨到第三层，铲尖碰到一个硬东西。半张纸，边角烧焦了，是煤本存根：红旗造纸厂职工煤本，日期十二月九日，白班。
梁万山把那张纸捻在手里看，没说话。
“我跟您讲，”杜春生说，“十二月九号白班，老韩去厂里领退休金，一楼二楼都知道他早上六点半走的，中午在小食堂吃的饭。这天他不在家。”
“门从里头插着，窗上有栅栏。”梁万山说。
“所以夜里没人进得去。”杜春生把铁铲往地上一插，“那就只能是白天。白天能进屋的，只能是拿钥匙的人。老韩那个门，他自己每晚插销插死，一辈子就这个习惯。他在家，门就是插着的——您说，谁敲门他能开？”
梁万山抬头看四楼那扇窗。
“熟人。”杜春生说，“还得是他肯拿玻璃杯倒水的熟人。老韩一辈子用搪瓷缸，柜上那只玻璃杯洗得透亮，他自己不喝，那是给客人用的。”
屋里那碗面还剩小半碗，筷子架着，汤面上结了皮。玻璃杯里的水干了，杯底留着一圈印子。
老韩只用搪瓷缸，玻璃杯只给肯用真心倒水的熟人。
梁万山当天下午进了四零七，把老韩那串钥匙拿在手里，一个环一个环地看。铃铛盖还在，宿舍门钥匙在，工具柜的在，车棚那把铜的不见了。
他没声张。回保卫科叫来修锁的老陈，把车棚那把锁换了，新的铜锁，三把钥匙，全搁在传达室抽屉里。
然后他就坐在传达室等。炉上坐着水壶，壶盖响了他也不动。
第三天早上八点，赵建军来了。蓝工装，手里拎着两个橘子。
“梁师傅，”他笑，“车棚的钥匙给我吧，叔的事我得管。看车棚那摊子不能没人。”
梁万山把橘子推回去：这个事，得按规矩来。
别叫叔，老韩在楼道口贴过纸条，全楼都得叫他韩师傅。
杜春生正推着三轮到楼下卸煤，听见了，从门口进来，把棉手套往兜里一塞：“我跟您讲，别叫叔。”
赵建军看他。
“老韩最烦人叫他叔。”杜春生说，“他在楼道口贴过纸条，让全楼叫他韩师傅。叔是给外人叫的。你叫了三年叔，他没应过你一声。”
赵建军的笑还挂在脸上，手垂了下去。
梁万山把三把新钥匙摆在桌上，摆成一排。“车棚那把铜钥匙，在哪儿。”
“……丢了。”
“丢哪儿了。”
赵建军没接话，喉咙动了两下，说了一句“叔，您放心”，说完自己先愣住了。屋里静下来，只有水壶在响。
他拿车棚当废铜仓库。厂里报废的电缆头、铜接线柱，一麻袋一麻袋堆在煤棚子后面，上头盖着煤袋子。十二月九号上午他进棚搬东西，被老韩撞见。老韩手里拿着铁铲站在门口，什么都没说，就那么看着他。赵建军知道这事瞒不住——老韩那个人，认死理。
他趁老韩去厂里，拿钥匙开的门。把屋里那堆掺土次煤一筐一筐搬下楼，倒进煤棚，再把厂里发的七一好煤码上去。好煤火旺、烟冲，门窗一关，一夜就够。他码煤图快，新煤压旧煤，从没想过这里头还有讲究；他也没想过，老韩一辈子睡前插销插死、门窗关严，最后替他封了口。
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杜春生的三轮又停在楼下，车斗里还剩半车煤。他把煤棚子里那堆重新码了一遍，旧煤压新煤，底下垫干的，上头压陈的，一块一块对着缝码。
码到最后，他从煤堆里翻出半块缺角的煤，翻过来看了看，塞进最底下。
“韩师傅，”他冲着楼道喊，“煤给您码好了。”
楼道里没声音。他把手上的煤末在手背上蹭了蹭，推起车走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