配电房的铁门推开时，门轴叫了一声。老赵把饭盒搁在木桌上，先去摸墙上的总闸，手心里一层薄汗。屋里只有一盏黄灯泡，照得水泥地上一圈一圈的油印。门后粉笔字还在，七条，密密麻麻挤在铁皮上，像谁怕被擦掉，写得用力。老赵凑近，第一条：凌晨一点前拉下第三排闸刀。
他看了一眼挂钟，十二点四十。得嘞，拉就拉。他走到配电柜后头，第三排闸刀的手柄上缠着黑胶布，胶布边缘起了毛。他握住手柄往下压，闸刀咬合，咔。脚下水泥地跟着震了一下，地底传来沉闷的电流声，像有人拖着铁链走过。老赵松开手，指甲缝里嵌了一层黑灰，新鲜的，蹭在裤子上能画出道子。
他抓起电话打给白班的小王。响了七声，小王才接，背景里有电视机的声音。
“第三排闸刀，你们白天动过没有？”
“哪排？”
“第三排。”
小王那边把电视关了。“赵师傅，第三排三年前就拆了，柜子里空着呢。你夜班上糊涂了？”
老赵回头。配电柜第三排的位置，手柄还在，黑胶布还在，只是闸刀没有影子。他把电话扣回去，又低头看自己的手。黑灰顺着指甲缝往指根爬，他拿粉笔在门后第一条旁边画了个钩。
凌晨两点，电话响了。第一声，他拿起听筒，里头空的。第二声，空的。第三声，还是空的。第四声，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听筒里出来，哑着，像刚睡醒：“别拉闸。”
老赵把听筒搁下，听筒里还留着一点余音。他翻值班记录，前面几页是圆珠笔字，写整点：一点正常，两点正常。再往前翻，纸页发脆，有一行铅笔字：前任电工，李长顺，接四次电话后失踪。字下面画了四道竖线。老赵数了数，四道。他合上本子，蹲下去看电话线。线从桌腿后面走，贴着墙根，钻进地板缝。他找了把螺丝刀，撬开铁板，下面是一层湿土，线缆裹着黑胶皮，朝北拐，拐进厂区废掉的防空洞入口。洞口用砖封了半截，砖缝里长着白毛。
他直起腰，窗外有红光闪了一下。配电房的窗玻璃脏，红光透进来，落在墙上，像谁拿手电晃了晃。老赵看门后，第三条：若看到窗外红色灯光闪烁，关闭总闸，数三十下再开。
他关了总闸。灯泡灭了，配电柜里嗡嗡声也停了。他开始数。数到七，防空洞那边传来脚步，踩在铁板上，一下，一下，不急。数到十五，红光又闪，从洞口里出来的。老赵拿手电照进去，光柱里浮着灰。洞壁上写满了“正”字，一个挨一个，有的用粉笔，有的用石头划。他数了两排，第三排没数完，手电抖了一下。他想起第六条：不要数墙上的“正”字。他把光移开。
洞深处有一台老式发电机，铁壳上刷着绿漆，踏板磨得发亮，上面有新鲜脚印，鞋底纹路和他脚上这双一样。电缆从发电机后面出来，顺着地槽，连回配电房。老赵退出来，把总闸合上。数到三十，总闸自己跳了。发电机停了，红光灭了。他手心全是汗，在裤子上擦了擦。
凌晨三点，有人敲门。三下，停，又两下。老赵没动。门外的人问：“几点了？”
老赵按第四条答：“还早。”
门开了。进来的是个老头，穿蓝布工装，左胸别着工牌，边角卷了。老赵看见工牌上的日期：一九六零年。老头走路慢，鞋底擦着地，走到木桌边坐下，把帽子摘了放在饭盒旁边。
“你终于来了，”老头说，“我等你三十年。”
老赵给他倒了杯水。老头不喝，看着门后的粉笔字。
“刘师傅？”老赵问。
“刘长山。”老头说，“你前头那个，李长顺，是我徒弟。再前头，还有。”他抬手指了指墙上的“正”字方向，“每个夜班电工都被这些规矩困住，给地下那台机器供电。等到下一个接替的来，才能走。”
老赵把值班记录推过去。刘师傅翻了两页，手指停在铅笔字上。
“第七条说，规则冲突，以规则三为准。”刘师傅说，“可第一条叫你拉第三排闸刀，第三条叫你关总闸。你拉，机器转。你关，机器停。你只能选一样。”
“得嘞。”老赵说，“那我选关。”
刘师傅没拦他。老赵走到配电柜前，把总闸拉到底。地下轰的一声闷响，像什么东西咽了气。防空洞那边传来铁门合拢的动静，红光没了。配电房里只剩下灯泡，黄黄的，照着木桌上的饭盒。
他拿起粉笔，在门后七条下面写：第八条，不要相信任何规则。粉笔断了一截，他捡起来，扔进抽屉。
他推门出去。天亮了。厂区水泥路上有积水，映着灰白的天。传达室的老头在扫地，扫帚划过地面，沙沙响。老赵问：“今天几号？”
老头抬头：“昨天几号，今天还几号。”
老赵站了一会儿。他走回配电房，推门，门轴又叫了一声。木桌、饭盒、黄灯泡，都还在。门后的粉笔字变了，七条还在，可笔迹是他的。每一笔的收尾都往左勾，他写字就这习惯。他看了很久，把粉笔从抽屉里摸出来，在铁皮最上头写：第一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