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点零七分，玻璃柜台下面的收音机正播到天气预报。吴秀兰把音量拧小，拧到只剩一点沙沙声，才拿起柜台上的座机，拨126-5142。
“5142，请回电。”
说完挂断。听筒搁回去的时候，她顺手把压在玻璃板下的那张纸推了推。纸是淡黄色的，油印表格，抬头写着“传呼记录单”，日期栏是1998年3月17日，编号037。最后一栏“处理结果”空着。
店里卖充值卡、数据线、贴膜。有人进来问：“阿姨，这号码谁的？”
“一个老同事。”
“天天打？”
“请讲。”她把手里的抹布叠成方块，“打错了。”
话务员那几句她用了半辈子，如今只剩下“请讲”“收到”“打错了”。在传呼台上班时，她一天要说上千遍“请讲”，喉头都磨出一层茧似的。红星机械厂撤台那年她四十岁，出来盘了这间底商，柜台还是从厂里买的旧货，边角磕掉一块漆。
下午来的多是学生。职校的陈默来贴膜，二十岁，坐在小马扎上等，手机搁在膝盖上刷。吴秀兰正拨号，他听见“5142”三个字，抬头说：“阿姨，这号早空了吧，我试过我自己的停机号，全是提示音。”
“打错了。”
她的手离开拨号键，把玻璃板里的记录单又往里推了推，纸角压进夹层，看不见了。
陈默贴完膜，出门右拐，进了修电动车的棚子。小蒋蹲在地上补胎，二十五六岁，手上全是黑油。陈默把这事当怪谈讲：“就楼上那个充值店阿姨，每天打一个空号，还报编号，跟对讲机似的。”
小蒋“嗯”了一声，把气门芯拧上，试了试轮胎。
“你说她是不是——”
“内胎得换。”小蒋站起来，“三十。”
那之后有一个礼拜，吴秀兰照旧。四点零七分是传呼台交接班的点，她替过无数个班，唯独1998年3月17日那天，她替下的那个二十分钟，纸面上什么都没写，037那栏空着，像话没说完，对方就挂了。
某天四点零七分，她拨过去，那头没有“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”。
响了三声。
迟来的传呼回应
“嘀——嘀——嘀”。
老式传呼机的提示音，短促，间隔半秒，三声之后断了。她把听筒按在耳朵上，听了很久的忙音，才慢慢放回去。回头看见收音机还在响，她走过去，把开关彻底关了。
那天她没做成一笔生意，来充话费的两个人都被她一句“打错了”挡回去。她坐在柜台后面，把价目表摆正，又摆正，海报纸的边角卷起来，她用指甲刮平。
此后每月十五号都响三声。她提前十分钟擦柜台，拿肥皂洗手，洗到指节发白，把塑封的价目表挪到中间，四点零七分一到才肯拨那个号。有一回早了半分钟，按下去，听筒里是空号提示，她挂断，等墙上的钟走过一格，重新拨。三声又响起来。
她去了一趟营业厅。排了四十分钟队，柜员查完系统，说：“这个号2019年重新放出去了，现在是实名制，机主姓蒋，在您那片修电动车。”
她回店的时候，小蒋正在棚子外头给一辆车换刹车线。她把手里那袋橘子放在他工具箱上。
“三声是你按的。”
小蒋把扳手放下，搓了搓手。“来电铃声。”他说，“改成老传呼机那种，网上有卖的，三块钱。”
“为什么不敢接？”
“接了说什么。”他低头看了看那袋橘子，“一开口，您就不打了。”
棚子外面有电动车按了两下喇叭。小蒋没抬头，吴秀兰也没动。过了一会儿她说：“1998年3月17号，下午四点，037。”
小蒋抬起眼睛。
“内容五个字：厂医院，速来。”她把手插进围裙口袋里，摸着那张折过几道的纸，“那天我替班，传呼台就两个人，来单像下雨一样落。这条我压在一边，压了二十分钟。等我回过去，那边说人已经走了。”
“谁走了？”
“一个夜班的钳工。”她说，“他媳妇在厂医院生，难产。传呼是邻居替他发的。我回过去的时候，护工说人刚走，孩子没保住。”
小蒋拿过抹布擦手，擦了半天也没擦净。他没说话，吴秀兰也不说。棚子上的日光灯管有一根接触不良，一下一下地闪。
回店以后，她把玻璃板掀起来，抽出那张记录单，翻到背面，找了支红笔。她在“处理结果”那一栏写：已回。字写得小，框本来就不大，红笔水洇了一点，她等干了才放回去。
第二天四点零七分，她照旧拨126-5142。那头响三声，短促，间隔半秒，断了。
吴秀兰把听筒搁回座机上，说：“收到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