档案室从地下室搬到三楼，纸箱子摞到窗台高，周秉坤蹲在地上按年份码凭证。返聘合同签了半年，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一天理三捆，不多不少。
理到一九九三年那捆采购单时，一张票从单据缝里滑出来，落在他鞋面上。两元的市内公共汽车票，票面印着“七路”，背面有圆珠笔写的三个字：孙保全。日期是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七日。
周秉坤把票翻过来对着窗户看了一遍，又翻回去。设备采购的报销凭证里，夹一张工人乘车的票，不对。
“周师傅，系统里查不到这一年的台账，”李苗凑过来看了一眼，“是吧，那时候还没联网。”
“这个数不对。”周秉坤把票搁在桌角，压上一块镇纸。
第二天他翻出同月的工资条。工伤补助名单上十八个人，签字、金额、日期，一样不缺。可他又从柜底抽出车间考勤表，翻到十一月初——三号织机停机十九天。停机记录旁边是一列工位号，从一号排到十九号，一个不缺。十九个工位停十九天，补助名单上十八个人。差的那个，就是车票背面的名字。
上午崔大勇来查工龄，人还没进门，声音先进来了：“我跟你讲，档案室搬到三楼我爬得腿疼。”他往椅子上一坐，看见桌上的工资条，嗓门又高了一截，“那年补助发了两批！我领了头一批，第二批是腊月里补的，我记得清楚，那天食堂蒸的白菜包子。”
周秉坤问：“第二批谁签的收？”
崔大勇挠了挠脖子：“车间主任挨个叫去签，签完就把纸收走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头一批签的地方在第二页上头，第二批在底下一行。”
周秉坤当天下午就在另一捆凭证里翻出第二批签收单。纸发黄，折痕处已开裂，展开后是十九个名字。最后那个写的是孙保全。他把单子举到灯下，又摸出第一批那张，两张并排压在玻璃板上。十九个名字，笔迹和其余十八个一样：横画起笔压得重，收笔往上挑。孙保全的“全”字最后一竖，带了个钩。十八个名字里的“全”字，钩的位置、长短、弯度，分毫不差。
“代签的。”周秉坤用指甲在纸面上刮了一下，墨迹没有浮起来，“一笔写的十九个人。”
李苗站在门口，手里还捏着半块饼干：“那……要不要先报上去，是吧。”
“报，先把数对完。”
他把十八个人的工时、补助标准、发放日期一栏一栏列成表。台灯光从左边打过来，算盘珠子拨到第三遍时，李苗又进来了，身后跟着个抱铁皮饼干盒的女人。
“这是孙德茂主任的女儿。”李苗说。
女人叫孙巧云，把盒子放在桌上，盒盖上的红漆掉得只剩“钙”字半边：“我爸走之前让我把盒子交给厂里。他说里头的东西不能扔，也不能自己留着。”盒盖掀开，是一沓现金，用橡皮筋捆着，票面有一元的、五元的，最上面一张压着一张手写名单，纸边毛糙，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。
名单列了十八个人名，第十九行写的是孙保全，后面注着：人不在了，钱留着。
周秉坤把名单和签收单并排摊开，手指落在最后一行：“你爸代签的这十九个人，孙保全是最后一个。”孙巧云低下头，没有接话，只把橡皮筋从现金上褪下来，搁在桌面上。
“那年我叔在厂里干了十二年，”她说，“出事以后厂里让在家养着，第二年春天人就没了。我爸去送过两回钱，我婶没要。后来我爸说，厂里名单上没有我叔，这钱从他手里过不去。”
周秉坤按当年的标准算了一遍，又按这些年的调整算了一遍，数字写在纸上，改了两处。报到厂办那天，他带了车票原件、两张签收单、手写名单，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，封口用白线绕了三圈。
补发那天在厂办小会议室。孙保全的老伴来了，穿一件深灰外套，手里捏着一张车票复印件。她说那年冬天她坐这趟七路车来厂里问过一次，在传达室等了半上午，没人告诉她名单上有她丈夫。
“就记得那天风大，车票攥在手里，下车时差点刮跑。”
崔大勇也来了，捏着那张原件看了半天，忽然抬头：“这字是你的吧？那年你不是要去问补助的事。”
周秉坤没有应声。他把车票接回来，夹进一九九三年那本台账的第七页，和采购单订在一起，又拿镇纸压了压。桌上一沓补发签收单已经签完，十九个名字，最后一个是孙保全的老伴代签的。她写完把笔搁下，笔尖在纸上洇开一个小点。
“问晚了，”周秉坤说，“数对上了。”
他合上台账，拉开铁皮柜，把本子竖着插进第三格，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。楼下的车间早没了机器声，风从窗缝进来，吹得桌角那张复印的车票轻轻动了一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