纸箱堆到第三趟的时候，老李的指尖碰到一张不一样的纸。回收站的纸箱都是压扁了捆好的，这一张却夹在两块瓦楞板中间，没被压着，摸上去有点潮。他抽出来，是一张汇款单，撕得只剩半截，左边收款人那栏齐刷刷没了，右边地址栏还留着一行字：朝阳路四十七号院三号楼。
金额栏还在，八百块。汇出日期是去年九月十二号。汇款人姓名栏被撕掉了，老李翻过来看背面，空白，什么都没写。
他把单子折了两折，塞进外套口袋，继续拆纸箱。拆到中午，收了四车，他坐在三轮车座上喝保温杯里的茶，又把那张纸摸出来看了一遍。朝阳路四十七号院，就是隔壁那个小区，走过去不到十分钟。老李大名叫李德贵，回收站门口挂的执照上写的，没人这么叫他。
下午两点，老李拎着一捆没拆的纸板经过四十七号院门口，顺道拐了进去。三号楼是一梯四户的老式楼，没有电梯。他爬到三楼，东边那家门关着，门口放着一双布鞋和一只折叠小凳。他敲了两下，没人应。又敲两下，里头传来拖鞋蹭地的声音。
门开了一条缝，张阿婆露出半张脸，花白头发别在耳后，穿一件藏青色的对襟棉褂。老李认得她，以前她来卖过废报纸，每次都用麻绳捆得方方正正。
半张脸的相遇
“张阿婆，我问您个事。”老李把汇款单递过去，“这个地址是您家吧？”
阿婆把门缝开大了些，接过纸片，眯着眼看了一会儿。“是这儿。哪来的？”
“纸箱里捡的。您想想，去年九月有没有人给您汇过八百块钱？”
阿婆把单子凑近了些，嘴唇抿成一条线。看了一阵，摇头：“没有。八百块钱我哪能忘。我一个月药钱都不止这个数。”
老李哦了一声，把单子拿回来折好。他本来想走，又停住了。“您存折在不在？要不查查？”
阿婆看他一眼，没说话，转身进了屋。过了半分钟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张银行存折，绿色封皮，边角磨得起了毛。封皮上贴着一张标签，打印着“张秀兰”三个字，边角翘起来了。她把存折翻到后面几页，隔着防盗门的纱网递出来。老李没接，只指着说：“您看去年九月那一栏。”
阿婆低下头，手指在数字上一行行往下滑。滑到某一处停住了。九月十四号，存入八百元整。
“还真有。”阿婆把老花镜摘下来擦了擦，又戴上，“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。”
老李看着那行数字，忽然想起件事。上个月他收过一批旧报纸，就是从这个小区收的，打电话叫他上楼搬的也是张阿婆。报纸捆了两摞，用塑料绳扎着。他当时拆开检查有没有夹水，里头掉出几个旧信封和一张薄纸，他扫了一眼好像是汇款单存根，顺手塞回报纸里一起拉走了。
“阿婆，您上个月是不是卖过旧报纸？”
“卖过。阳台上堆不下了。”
“报纸里夹没夹过单子？跟这张差不多的。”
阿婆想了一阵。“好像……有一张。我侄子寄钱来，我随手就塞报纸里了。后来找不着，我还当他没寄。”
老李把汇款单重新掏出来，指着右下角一行几乎看不清的小字——那是打印的存根号，跟一般的汇款单连着用。“您等着，我回去翻翻。那批报纸还没走车呢。”
他下了楼，骑三轮车回回收站，在当天收的旧报纸堆里翻了二十分钟，从一摞晚报里抖出一张汇款单存根。汇款人：张建军。收款地址：朝阳路四十七号院三号楼。金额：八百元整。日期：去年九月十二号。存根号和那半张汇款单上的尾号对得上。
老李捏着存根又爬上三楼。这次阿婆把门全打开了，屋里先是过道，往里是客厅，茶几上摆着一只搪瓷缸和半包没吃完的桃酥。
客厅里的细节
“找着了。”老李把存根放在茶几上，“您侄子寄的。存根跟那半张是一个号。”
阿婆拿起来看了很久，把存根和半张汇款单并排放着，存根的左半边缺了口，跟汇款单的右半边正好能对上茬。“还真是。”她伸手摸了摸存根上“张建军”三个字，指腹在笔画上停了停，“这孩子每年都寄。上回打电话说寄了，我没收着，他就又打了一回钱。”
“那您得跟他说一声，别让他以为没收到。”
“嗯。”阿婆把两张纸片叠齐了，放进茶几底下压着的一张旧挂历簿里。挂历簿里夹着好几张同样的存根，按日期排着，最早一张是前年的。
老李没再坐，站起来往外走。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，阿婆正把挂历簿合上，用手掌按了按，然后拿起桃酥咬了一小口。茶几上那只搪瓷缸冒着热气。她大概是忘了老李还在门口，低头又翻开簿子，一行行地数里面的存根。
老李下了楼，把三轮车推出来，纸板箱还捆在后斗里。他点了根烟，抽了两口，想起自己屋里也有一摞旧报纸没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