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帘门拉到一半卡住，陈姐踹了一脚，铁皮哐当落到底。她回身把插销推到底，听见咔一声，上楼煮面。面吃到一半想起店里的灯没关，又懒得下楼。
十点半她下来盘账。日光灯管闪两下才亮，柜台面上摊着一本蓝布函套的《聊斋志异》。
这本书不对。它该在西墙第三架，函套朝外立着，现在摊在柜台上，函套的硬纸板翘起一只角。陈姐伸手把书合上，函套里第二册的夹页滑出来一张纸。
半张便签，毛边纸，边上留着帘纹，裁口齐得像用尺子比着划的。蓝黑墨水，横平竖直一行字：“十一月三号，西墙第三架，红封。”再往下就没了。
她认得这字。张建国，老顾客，写寄卖单落款总把“建国”两个字拆得开开的。
抽屉是这时候拉开的。红信封还在，口子敞着，里面空了。下午她点过，五千整，三张一百的用皮筋捆，其余散着。现在皮筋搁在抽屉角，抽屉锁孔干干净净。钥匙串挂在她裤腰的挂钩上，走一步响一下。
门反锁着，插销推到底。前面两扇推拉窗外头有防盗网，缝塞不进人。后屋小窗钉死过。她搬凳子去看西墙那扇通风窗，一尺半宽，两尺高，上下开的木格窗。插销的螺丝松了两圈，铁销子只搭在孔沿上，没进孔。
九点她锁门时，手背顶了一下窗扇，听见“嗒”一声就走。铁销搭在孔沿上响“嗒”，进孔也响“嗒”，两种声音差着一层——进孔是闷的，搭沿是飘的。刚才那声是飘的。
她下凳子，去搬监视器。屏幕右下角时间跳到九点二十，一个身影从画面边缘进来，停在收银台前。探头只罩住桌面往上四十公分，人站在那里剩一截灰蓝衣袖和半只手，手背上有块白胶布。二十秒，手缩回去，人也退出去。
灰蓝棉袄。陈姐想起来了。下午三点张建国来寄书，穿的就是灰蓝棉袄，右手背贴着白胶布，说是在家劈柴崩的。他抱来一摞旧书，其中一本民国笔记本，标价三十，傍晚让一个学生买走了。
她把寄卖登记本翻到十一月三号那一页。张建国的名字底下列了七本书，《聊斋志异》在最末。她抬头看西墙，第三格放的都是他寄卖的书，那一格跟通风窗窗台齐高。
便签纸呢？店里裁好的毛边纸就搁在收银台的笔筒里，谁来寄书谁自己撕一张写。她翻出民国笔记本的售出单，又去废纸箱里找到笔记本掉下来的一页封底衬纸，两下一比，水印、帘纹、厚度，分毫不差。便签是从店里拿的纸，写它的人进过店。
门没撬痕，钥匙在她身上，外人进不来。那就只剩窗户。西墙那扇通风窗对着后巷，巷里有根电线杆，杆上钉着一截角铁，脚踩上去，手够得着窗框。窗宽一尺半，肩膀侧过去能钻。
张建国知道这扇窗。十一月初他来寄书那天，店里暖气烧得旺，他说闷，走到西墙书架旁边，伸手把通风窗往下推开一条缝，插销咔嗒响了一声。他说：“您这销子松了，赶明儿紧一紧。”
书架第三格跟窗台平齐，踩上第二层搁板，肩膀就到了窗口。人从窗外爬进来，落地的地方在收银台侧后方，探头被书架挡去大半，只扫到收银台前那一条。红信封放在抽屉最上面。他下午来寄书时，陈姐正往信封里塞钱，他还问了一句：“您这红信封是喜钱？”陈姐说：“什么喜钱，流水。”
二十秒。拉开抽屉，拿钱，关上，退出去。翻书找夹页的时候指甲抠了函套，刮出一道月牙痕，那半张便签来不及抽走。便签上“红封”两个字，写的时候未必有别的心思，那半张纸本来列的是寄卖书目，他裁一半夹进书里当记号，省事，谁知道后来派了这用场。可“红封”写在那儿，红信封也搁在那儿，事情就连成一条线。
第二天上午陈姐拨了张建国的号码。响到第五声他接起来，背景里有电视机的声音，正放着天气预报。
“建国，你那本民国笔记本的衬纸，我这儿还留着半张。”
电话那头顿了一下，电视机被人按小了。“……得嘞，陈姐，我下午过去一趟。”
“来吧。”陈姐把算盘往柜台上一放，珠子碰出脆响，“我那扇通风窗的销子，你上回不是说松了么，我拿改锥拧了三圈，这回紧了。”
挂了电话，她把半张便签压进算盘底下，手指拨开一颗珠子，又拨回来，看着窗外巷口那根电线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