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干事推传达室门的时候，老胡头正拿鸡毛掸子扫挂钟壳上的灰。门轴响了一声，老胡头没回头，说，先看条子。
保卫科按规矩封了传达室抽屉。钥匙在魏干事手里捏着，铜的，磨得发亮。抽屉拉开，三张夜班出入条用回形针别着，压在当天的报纸底下。丁小满，二十一点四十进，二十二点十五出。马德彪，二十二点零五进。
老胡头把掸子搁回窗台，指了指条子说，按规矩来，我只认挂钟。登记本上写几点我就写几点，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。魏干事把三张条摊在桌上，从兜里掏出个放大镜。他先看丁小满那张进厂条，字是老胡头的笔迹，横平竖直。再看出厂条，也像老胡头的字，可那个“四”字开口了，两笔分开，像没扣严的领子。
老胡头自己写“四”从来不开口。他写了几十年，四字是个三角框，底下封死。魏干事把登记本翻到前几页，指给他看，你看，你写的都是闭口的。老胡头凑过去，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，没说话。
细究笔迹，谎言在放大镜下无所遁形
马德彪那张进厂条摆在最底下。字迹工整，一笔一画，像是描过。老胡头忽然说，这不对。魏干事问哪不对。老胡头说，马德彪右手缠着纱布，签字用左手，他左手的字我见过，往左边歪。这张条子工整得过了头。
魏干事把三张条收进牛皮纸袋，转头去对表。传达室的挂钟是上海牌，木头壳子，钟面发黄。魏干事腕上的表是刚对过广播的。挂钟慢了七分钟。老胡头站在旁边，嘴唇动了动。魏干事说，你知不知道慢七分钟？老胡头说，我每天上弦，不准也差不了多少。魏干事把钟摘下来翻过背面，摆锤上挂着一小团棉线。他说，谁往摆锤上缠东西？老胡头说，不能。我天天擦。
棉线是白的，细，缠在摆锤的调节螺母上，绕了三圈。魏干事把棉线解下来，钟摆甩开，秒针一格一格往前走。老胡头伸手去拨时针，被魏干事拦住了。先看条子。魏干事说，丁小满二十二点十五出厂，钟慢七分，实际是二十二点二十二。这个点，末班车二十二点半，他走快点还赶得上。
车站售票员姓周，魏干事找到她的时候她正在数票根。周售票员从窗口探出半个脑袋说，丁小满，认识，二十二点二十四分买过票，我记得清楚——那天末班车晚了两分钟，他在站台上还跟我念叨，说钟准不准。我说站里的钟跟广播对过。他哦了一声，说他算过了。
老胡头听到这里，把登记本翻到丁小满进厂那页。二十一点四十进，底下是老胡头的字。老胡头说，他每次夜班都问我钟准不准，我嫌烦，就说按规矩来，我只认挂钟。老胡头停了停，又说，二十二点十分我去锅炉房打开水，五分钟就回来。他那时候在传达室门口站着，我以为他等出厂。
魏干事拿尺子比着登记本上的格子线，说，丁小满的出厂条不是你的笔迹。你打开水的五分钟，他自己填的。老胡头把登记本合上，两只手按在封皮上，指头肚发白。
粉笔落地，勾画出被篡改的时间真相
传呼台的记录是下午调出来的。二十二点零五群呼“仓库盘库”，丁小满的传呼机二十二点十二分才回铃。传呼台值班员说，回铃慢七分钟，要么没听见，要么不在服务区。仓库后墙是信号盲区，只有走到前门才能回铃。丁小满在记录条上签了字，工号是他的，七零三二。二十一点四十七分，同一个工号给马德彪的传呼机留过言，就四个字，货在老地方。马德彪的传呼机二十二点零六分收到，没回电。
三轮车的事是废料道上的老清洁工说的。马德彪的车胎印只在厂外传票口出现过，两道细细的辙，停在传票口铁门外面。厂内废料道上干干净净，水泥地上连个灰印都没有。老清洁工说，那门早封了，传票口的小铁窗还能推开，塞个包袱过去没问题。
魏干事把三张条子重新摊在桌上，从左到右排好。老胡头从粉笔盒里抽了根粉笔，蹲在传达室门口的水泥地上画。先画一条横线，标上二十一点四十七，说丁小满进厂。再标二十二点零五，群呼。二十二点十分，他打开水。二十二点十五，丁小满填出厂条。老胡头在二十二点十五前面画了个圈，说，他进厂时条子上写二十一点四十，实际是四十七，那七分钟他从哪来？魏干事说，他提前填的进厂条，你照条抄的登记本。
粉笔在地上蹭出白印子。老胡头画到工资条那一格，停住了。丁小满上个月的夜班补贴算了两次，一次按二十一点四十进、二十二点十五出，两个半小时；另一次按二十一点四十七进、二十二点十二出，也是两个半小时。两次加起来，多算了两个半小时的补贴。魏干事把工资条复印件拍在桌上，说，他多算那部分，正好是钟慢的七分钟。
丁小满被叫进传达室的时候，手里还捏着半截粉笔。他看了看地上的线，说，我算过了。老胡头把粉笔头从门槛上捡起来，在“二十二点二十二”旁边点了个白点，说，你算漏了挂钟慢七分钟。丁小满的粉笔在手指间转了一圈。马德彪站在门外，右手纱布散开一截，他用左手把纱布往掌心掖了掖，说，不碍事，我认。老胡头把三张条子重新用回形针别好，拉开抽屉，放回报纸底下。抽屉推进去，锁舌咔嗒一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