搬迁通知贴在智造园B座一楼的红砖墙上。那块砖墙原是纺织机械厂总装车间的南墙，行车轨道还架在头顶，锈迹顺着铆钉往下淌。公告栏用四颗膨胀螺丝钉进砖缝，白纸黑字：研发部整体迁往邻市新厂，驻厂每周四天，其余时间弹性办公。
程伟站在公告前数人数。十二个人的组，三十五岁以上七个。他掏出手机算通勤，单程一小时四十分，动车二十一分钟，加两趟公交，加步行八百米。他把数字念出来，没人接话。
李昀先开口：“site附近有没有健身房？”
老宋把保温杯往窗台上一搁：“讲句实在话，你先问问有没有宿舍。”
那天散得很快。程伟回到工位，把日历翻到下周，周三下午那格画了个圈。他每周三去看新厂址，来回四小时，报销贴纸质车票。财务系统两年前就只认电子发票，整个研发部还贴纸质票的只剩他一个。
园区东门留着纺织厂的老传达室，玻璃窗上贴着褪色的值班表，最末一行是一九九八年。墙上那台打卡钟还在走，指针每走一格，齿轮里就发出细小的刮擦声。程伟第一次看见时愣了几秒，第二天带来一张空白纸卡，塞进去，按下时间。这习惯他保持了三年。系统里的考勤只记到晚上八点，之后一律算“自主留驻”；打卡钟记的是他真正走出厂门的那一分钟。
那台钟记下了他真正走出厂门的时间
老宋不去看厂。他坐在更衣室的长凳上，翻开一个小本子算账，笔尖戳着纸面：“随迁，两地分居，一个月回来四趟，动车票五百六，房租一千二。”
“不随迁呢。”程伟问。
“不随迁就是自己走。”老宋把本子合上，“中间还有条缝，叫项目合作制。”
何颖的方案是周四下午摊开的。小会议室在食堂旁边，桌上还留着上一场会的盒饭味。她把三页纸推到程伟面前：转项目合作制，社保按最低基数，工龄从新合同起算，签字当天到账三个月补贴。
程伟没有翻页。他先报数字：“在岗九年零四个月。去年出差一百二十七天。补贴和加班费都走流水，一个月平均一万四千三。补偿基数按实际收入核算。”
何颖的笔停在纸上：“这不符合公司口径。”
“口径是哪个文件？”
“现在是窗口期。”她把三页纸又往前推了推，“大家要对齐。”
程伟看着她：“对齐到谁那儿？”
会就散了。何颖收纸的时候把订书钉按了两次，声音很脆。
第二次谈话隔了一周，还在那间小会议室。程伟抱着一个牛皮纸袋进来，把东西一样一样摊在桌上。一百八十七张动车票，按月份用橡皮筋扎成七捆，票面上的出发站和到站被手指摸得发毛。一沓打卡纸卡，边角卷起，针孔排成歪斜的列。还有一份他自己做的加班时间表，横轴是日期，纵轴是分钟。
三年，四百一十六次超过八点
“系统只记到八点。”程伟指着纸卡，“钟记到我出东门那一分钟。三年，一共四百一十六次超过八点，累计一千一百三十七小时。”
何颖拿起最上面一张纸卡，对着灯看那排针孔。她没说话，把纸卡放回去，起身出去了。走廊里她打了两个电话，第二个电话打了六分钟，回来时手里多了一张便签。
“按实际收入核算。”她坐下，“工龄连续。签字费另算。条件是当月底前办完离职。”
“离职原因写什么？”
“协商一致。”
程伟把车票一捆一捆收回纸袋。老宋那天下午签了随迁协议，把更衣柜钥匙串留在桌上，钥匙上挂着一个磨白的塑料牌，写着他的工号。他拍了拍程伟的肩：“讲句实在话，我这个岁数，换个城市还能干几年。”
程伟送他到楼梯口。老宋下到一半回头：“你那个钟，别停。”
月底最后一个周五，程伟抱着纸箱出B座。玻璃幕墙的倒影里，头顶的行车轨道还在，红砖墙上的公告已经换成安全生产月的横幅，红底黄字。他绕到东门，传达室的窗开着，打卡钟还在走。他抽出最后一张空白纸卡塞进去，按下时间。针孔落下去，纸卡上多出一行。
这一次不是加班，是下班。
出东门时李昀从后面追上来：“程哥，回头请你喝咖啡。”
程伟回头说好。他把那张纸卡夹进工牌背面，工牌塞进纸箱最上层。街对面是所小学，放学铃刚响，穿校服的孩子从铁门里涌出来。他站在路边等一队孩子过完，抬脚往斑马线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