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野第一天上岗，站长把一张塑封纸压在行车记录本下面，纸角被水泡过，字迹发胀。
站长说，看着开，别问。
塑封纸上有三条：一，末班车十一点整发车，提前一分钟也不许打火；二，只给穿新制服的乘客开车门；三，车停旧站台时，驾驶室侧门不许开。
秦野把纸翻过来，背面空着。他问，违反了呢。站长把烟头在铁皮垃圾桶沿上磕掉，说，你自己知道。
头一晚没出事。十一点整，秦野拧钥匙，末班摆渡车从十二号线终点站滑出去。车里六个人，四个穿新发的深灰制服，两个看不出身份的老人。他记着第二条，只在新制服乘客上车的站台开门。旧站台不停，减速带过去，玻璃外的站牌晃一下就没了。
第二晚，旧站台站着一个人。
旧站台上的褪色身影
秦野远远看见灯下一团褪色的灰。那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，制服洗得发白，肩章磨出毛边，胸口的编号却还清楚。他站得笔直，两手垂着，像在等一个准点。
秦野没开门。车过站台时，那人抬了一下手，不是招手，是把手抬到胸口的位置，像给自己按了按。
第三晚，那人还在。秦野从后视镜里看他，一直到站牌被夜吞掉。
回到车库，秦野蹲下来检查车厢。后排靠左的座位底下，有一块面包，掰过的半块，外面裹着白纸。他捏了捏，温的。
车库的暖气后半夜才开，那时候离他收车已经过了四十分钟。
秦野把面包放在操作台上，坐在驾驶座里，把塑封纸看了半个钟头。第一条，时间写的是“十一点整发车”，没说十点五十九不行，也没说十一点零一算不算。第二条写“只给穿新制服的乘客开门”，他把这句读了三遍，“新制服”是一个集合，“乘客”是另一个。规则管的是开门，不是管人。第三条更古怪，说的是“车停旧站台时”，禁止开“驾驶室侧门”。它禁止的是侧门，不是正门。
第四晚，秦野提前十分钟把车停在旧站台前一百米，熄了灯。他下车，走到那人面前。
那人穿的是旧制服，扣子少一颗，用黑线缀过。胸口的编号是零四七。
秦野问，你编号多少。
那人说，零四七。声音不高，尾音有点塌。
秦野把手里的行车记录本翻到扉页。摆渡车历年的值班员编号表印在最后一页，油墨已经淡了，可零四七那行还在：林建国，上一班末班车值班员，交接日期空着。
秦野说，你姓林。
那人说，都叫我老林。他说这三个字时眼皮往下落了一下，像在数自己还剩几个字。
秦野问，你要上车做什么。
老林说，交接。
秦野把塑封纸举给他看。老林没接，只扫了一眼，说，我当班那会儿，这纸上只有两条。第三条是后来添的。
秦野问，为什么添。
老林说，因为有人从驾驶室侧门下去，收了旧站台的票。他说到“票”字时停了一下，像那个字扎嘴。
秦野回到车上，坐到十点五十九分。他没有打火。
他在想一个词：只给。规则没有说“不给穿旧制服的开门”，规则说的是“只给穿新制服的乘客开门”。新制服是有效身份标识。那么旧制服呢。旧制服不在规则里，就像没写进纸的东西不算数。可零四七这个编号在值班表上，在交接栏空着的那一行里。上一班车没跑完，人没交出去，班还在。
值班员在岗，就是值班员。制服新旧是衣服的事，在岗是在岗的事。
十一点整，秦野拧钥匙，车往前挪了三十米，停在旧站台正中。他没有开驾驶室侧门，他开了乘客门。
老林上来，投了一张票。票是纸的，边角卷起来，像在口袋里揣了很多年。他在秦野旁边的折叠座上坐下，从怀里掏出一本小册子，蓝皮，比塑封纸旧得多，纸边起毛。
迟到的交接
老林翻开第一页，推过来。上面是打印的几条，字比现在的小一号：一，末班车十一点整发车，不得早，不得晚。二，为所有在岗值班人员开门。三，交接完成前，不得驶离终点站。
秦野读完，抬头看老林。
老林说，第三条是后加的，加得不干净。他们把“所有人”改成了“穿新制服的乘客”，忘了改后面的。他说着把册子合上，用拇指压平封皮上的折痕。
秦野问，你为什么不自己上来。
老林说，我上来过。四十七次。每次门都不开，我就在座位底下留半块面包。凉的没人捡，温的才有人捡。他说，面包是我自己烤的，揣在怀里，能温四十分钟。
秦野把册子还给他，说，交接吧。老林从胸前口袋抽出一支笔，笔帽裂了，他用牙咬开，在行车记录本最后一页签下名字，日期填的是他当班那晚。签完，他把笔插回去，动作很慢，像怕把口袋戳破。
车在十一点零七分驶进终点站。老林下车，走两步又回头，说，那半块面包你别扔，凉了也能吃。
秦野把面包从操作台上拿起来。夜里车库冷，面包已经硬了，纸上有油印。他掰下一角放进嘴里，嚼完，把剩下的半块用白纸重新裹好，塞进自己制服的内袋。
他把塑封纸从记录本底下抽出来，压到驾驶台最里面的夹层，然后拧了拧钥匙，让发动机空转了两声，熄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