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春梅把三号校样从铅字盘底下抽出来时，指甲先刮了刮纸角。纸是六十克凸版纸，边口起毛，刮两下就平了。她先报页码，再报事：“三号，供销社农药标签，亩用量那行小罗说客户要改。”
老纪没抬头，手里的回形针在指缝里转。他把校样拿过去，翻到背面看了看，又放回铅字盘底下。“按规矩来。”他说完就去摸口袋，摸出半截铅笔，没摸到回形针。
排字房的规矩贴在墙上：红笔改，蓝笔校，黑笔付印；临时工不能直接送机台。赵春梅是今年秋上才来的临时工，工牌是一张硬纸片，拿透明胶缠了两圈。她管三号机台的捡字，也管复三号校样，但三号校样要老纪签了字，才能送到机台上。
供销社这单急，孙德发从早上就在走廊里转。他算盘搁在派工单上，珠子压着单子角：“印数八万，加急费按小时算，晚一个钟头少收三百。小罗，客户那边到底怎么说的？”
小罗站在门口，手里捏着一张传呼台抄件，露了半截又塞回裤兜：“客户电话里说了，亩用量改小，毒性标识不动。”孙德发把算盘一推：“那就开。”
老纪把三号校样往抽屉里一锁，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。赵春梅看见他抽屉里堆着一沓过版纸，纸角都拿回形针别着。她没问，抱着校样回自己那张条桌前，拿指甲又刮了一遍边角。
刮到“毒性”标识旁边，指腹底下有一道浅槽。她把校样侧过来，对着窗户光看，是一道回形针压痕。正面有，背面没有。
光下的真相
赵春梅先去了传呼台。传达室隔壁那间小屋，桌上摆着一台数字传呼机，抄件按日期夹在铁夹子上。她把当天上午的抄件翻了一遍，小罗那条留言写的是“客户改亩用量，速回电”，底下没签字，也没写谁接的电话。她又翻前一天的，翻到一张半截的，边角像是被撕过，上面只剩“毒性标识”四个字和半个传呼号。
她把抄件抄在自己本子上，回厂时路过业务室，小罗正在打电话。他见她进来，把听筒往桌上一搁：“客户电话里说了，改小就行，标签照旧。”赵春梅说：“三号，改样单呢？”小罗说：“急单哪有单，回头补。”
老纪在排字房门口站着，看她从传呼台回来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按规矩来。”她把三号校样递过去，老纪没接，转身把抽屉又锁了一道。
赵春梅回到条桌前，把留样纸抽出来。留样纸是每版拼好后压的样，纸背有拼版日期和机台号。她又去机台边捡了两张过版纸，过版纸上还带着油墨，字距能看清。她把留样纸和过版纸并排铺在条桌上，拿尺子量“亩用量”三个字的字距。排字这一版字距是对的，错在拼版：旧版没撤，新字嵌进去时挤了半格。
拼版是老纪做的。赵春梅把尺子放下，没说话，拿指甲把三号校样的边角又刮了一遍。
下午四点二十，孙德发从走廊那头过来，算盘夹在胳肢窝里：“开机。加急费不等人。”机台班长老周已经把手放在电闸上。
老纪先开口：“小赵越了流程，临时工不能送机台。”赵春梅把小本子摊在派工单旁边，传呼抄件、留样纸、过版纸按时间排开，最早一张是昨天下午，最晚一张是今天上午十点。她说：“三号，改样单没补签，留样纸是昨天的拼版，过版纸字距差半格。要开可以，三方补签再付印。”
铁证如山
孙德发把算盘往桌上一拍：“补签要多久？”赵春梅说：“小罗签传达，老纪签复核，客户签改样。客户不到，标签上的毒性标识谁认？”
小罗说：“客户电话里说了。”赵春梅把小本子翻到那半张传呼抄件：“这上面只有毒性标识四个字，亩用量改多少，没写。”
正说着，供销社的人到了，是个穿灰夹克的中年人，手里捏着一张标签样。他只看了一眼就说：“毒性标识不能动，亩用量按新表。”赵春梅把三号校样推过去，指着“毒性”旁边那道回形针压痕：“这道印子底下原来别着一张改样单，单子被抽走了，印子还在。”
灰夹克翻过校样背面，空的。他抬头看老纪。老纪摸口袋，摸出一枚回形针，放在桌上，又在复核栏里签了名。
沉默的供认
开机推迟了四十分钟，急单还是赶上了。孙德发在排字房门口站了一会儿，算盘珠子拨了两下：“设个校样复核岗，双签。”
赵春梅升了组长，老纪扣了当月奖金。她没替师傅求情，只把“复核”栏改成两格，一格签排字，一格签拼版。小罗再来送留言，先到传达室补签字，再进排字房。
过了半个月，赵春梅收拾老纪腾出来的抽屉，抽屉底压着一枚回形针和半张传呼记录。记录上是客户的原话：“亩用量改小，毒性标识不动，改样单我明天带来。”背面有老纪的铅笔字：等单。
她把那半张纸和回形针一起别在三号校样背面，压进留样柜第一格。回形针的压痕对着“毒性”标识，浅浅一道，像谁拿指甲刮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