名单是周二下午从内网下来的，附件一张表，四列，姓名、单位、职务、审核项目。我打印出来，纸还热，边角卷着一道。
李惠珍把卷宗从档案室推过来，铁皮车轱辘在地砖上响。她把借阅登记本摊在我桌上，笔尖点着第一行：一册一册签，抽了哪本记哪本。我说一批签完不行吗。她说去年有人图省事整批签了，后来少一页履历表，谁也说不上是哪天少的。
三十七本，我签了三十七次名字。签到二十几次手腕发酸，字越写越歪。
她还交代一句，材料不得涂改，不得抽换，看见了不许自己动手改，要记下来报。我把这句话抄在工作笔记第一页。
第一次见陈德茂在档案室隔壁的小会议室。他穿一身藏蓝工装来，袖口磨出白边，进门先站着，看我有没有让他坐。我让他坐，他坐椅子前三分之一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。屋里有股机油味，不算冲，压得住。
入职三十多年，没换过单位，档案里能有啥问题？
“办手续？”他问，“我明年五月退，是不是要提前报？”
我说不是办手续，是档案审核，三龄两历，核对一下。他哦了一声，手在膝盖上搓了搓。
“我档案里能有啥问题。”他说，“进了三十多年，没换过单位。”
我没接这句。他问的是明年五月，我答的是今天下午。
卷宗是牛皮纸的，边角软了，目录手写，蓝黑墨水。我翻到材料排序最前的一页：一九七九年六月填的入团志愿书，铅印表格，钢笔字填的，纸发黄，边上起了霉斑。
出生年月那一栏写作一九六五年三月。
我把他的身份证抽出来对着看。一九六六年三月。
差一年。
王科长把志愿书拿在手里翻了两遍，手指捏着纸角，不碰纸面。“先别下结论。”他说，“以最先记载为准是一条，但取证得先走完。你去调原籍派出所的户籍底册，招工那年的留存联找一找，市建工局的老档案在市档案馆。取证两个人同行，材料要盖章，本人写情况说明，签字按手印。”
我问，取不到证呢。
他把纸放回卷宗：“取不到就写取不到，写明查了哪几处，谁签的字。结论你别替他定，你也没这个权。”
老陈跑了三趟派出所。头一趟人家说底册在库房，要预约；第二趟管库的同志休假；第三趟才把那一本翻出来，他那一页写的是六五年，他大哥那一页写的是六六年。
周晓军陪着去的，回来跟我学：老陈站在派出所院子里抽了半根烟，烟头在鞋底摁灭，说了一句“我娘当年报户口报的是虚岁”。
我娘当年报户口，报的是虚岁。
后来他把家里的东西都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提来了，老户口本、粮油关系迁移证、一张一九八零年的临时工登记卡。老户口本上他那一页是六五年三月，迁移证没写出年月。
“我不要多拿钱。”他说，“我就想按身份证退。”
走廊上有人议论，说这种事多半是想赖着多干一年，多一年工龄多一年钱。话传到我这儿只剩半句，我没接。
我把上级二〇一五年那份出生日期认定口径的文件复印了一份给他，逐条念。念到“档案最先记载”那一条，他打断我：“我身份证是真的。”
我说身份证也是材料，只是顺序排在后面。我把纸推过去：“材料我照实报，结果我说不了。”
他把文件折成三折，塞进工装口袋，折痕压得很实。
局党组会开在周四下午，研究到第三项，是市政管理处几个人的出生日期认定。王科长回来把结论写在便签上压在我桌角：按一九六五年三月认定。
认定书是我送到班组的。班组在一楼东头，卷帘门拉开一半，里头一台空压机在响。老陈从车底下滑出来，拿抹布擦了两下手。
我把认定书和审核情况登记表放在工具箱上，指给他看要签的地方。他看了片刻，从胸袋里摸出老花镜，一条镜腿用胶布缠着。
“就是晚一年。”他看了片刻，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。
“就是晚一年。”他说。
我说认定是这样，退休往后推一年，具体月份社保那边算。
他签了字，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，把笔递回来，说这笔好写。
我收好表格要走，他叫住我，打开工具柜下层，抱出一摞本子，塑料绳捆着，绳结打得方。
“这个。”他把绳解开，“班组考勤，我从八八年记到现在，一年一本。”
我翻最上面那本，格子是手画的，横线拿尺子比着划，一格一个人，出勤画圈，请假写真由。八八年的本子纸已经脆了，翻的时候得托着底。
“我八五年到八八年是临时工，那三年工龄一直没算上。”他说，“能不能搁进档案里。”
我说可以按规定编为其他材料入卷，但能不能补算工龄，得再报一次，我不敢应。
他点头，说行，能放进去就行。
我抱着那摞本子上楼，塑料绳硌手。到二楼拐角回头看了一眼，卷帘门还是拉开一半，空压机的声音没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