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末，红旗印刷厂大门口的梧桐开始掉叶子。传达室窗口朝西，下午的太阳斜进来，把窗台上那摞报纸照得发白。报纸上头压着一块巴掌大的铁疙瘩，方方正正，边角磨圆了，一手按下去纹丝不动。李素芬每天把它挪开，抽一份报，再压回去，三年了，动作熟得像翻铅字盘。
铅排车间撤并是在八月。激光照排机搬进二楼，铅锅停了火，字架上的铅字一筐一筐抬出去，过磅，称废品。李素芬收完自己的工具箱，被调到传达室，收发报纸、登记来客、按电铃开门。她四十五岁，手上那点本事是十九岁进厂学徒练的：一眼看字号，一摸知磅数。有人问她现在干什么，她说：“发报纸。”
“小四，十二磅。”她递报纸时偶尔冒出这么一句，收报的人不明所以，她也就不说了。
技术科长周锐二十八岁，戴无框眼镜，走路带小跑。他来取报纸，顺手在来客本上签个名，字瘦得立不住。签完他说：“李师傅，以后你这儿归行政口了，流程上不占生产序列。”李素芬把报纸叠了叠，压到铁疙瘩底下：“知道了。”
过了两天，市图书馆古籍部的赵馆长来谈重印民国县志。老先生在窗口登记，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，抬头问：“老师傅，铅字还会排吗？”李素芬把登记本往后推了推：“铅锅早凉了。”
县志影印本缺五个字。计算机字库里没有，周锐拿扫描件拼字，把偏旁拆下来对上去，样张出来一看，墨色发糊，横画的收尾断成两截。生产办主任王德发把样张拍在桌上：“这个事我定了，外包省城，三万块，两个月。”
赵馆长再来那天赶上下雨。他在窗口登记姓名，李素芬递笔，铅笔尖有点秃。他写完姓名，看见登记本右下角的空白处有几个淡淡的字影，被橡皮擦过，纸面还起着毛。五个字，笔画细得像头发丝，结构却一点不乱。
赵馆长把本子转过来看了一眼，又转回去，把手心摊开，把旁边那串登记编号记在掌心里。
周锐那天下午也来过。他取报纸时发现报纸背面有几处凸起的痕迹，一块一块，像什么东西从底下顶上来。他把报纸掀起来，看见那块铁疙瘩，翻了一面，又翻回去，放正了。
“这什么？”
“厂里剩的废料。”李素芬说。
十月十二号夜里，李素芬去了老陶家。老陶六十七，退休返聘，铸字间的钥匙还挂在裤腰上。她开出的条件是：“我给你把铅锅刷干净。”老陶把钥匙解下来搁在桌上，问：“几个字？”“五个。”“字呢？”“我记着。”
铸字间在车间最里头，灯泡四十瓦，煤炉先烧起来。半锅旧铅化开，表面浮一层灰渣，老陶拿铁片撇了。李素芬报字号：“四号，十四磅。”老陶掌温，看铅水颜色，等它从亮白转成青灰，一勺下去，浇进铜模。
炉火与铅水间的最后手艺
第一颗出来，浇口带毛刺。她拿锉刀磨，磨一下，对着光看一眼。五个字铸到后半夜，炉子灭了，铅锅见了底。走的时候她把锅刷了三遍，刷到能照见人影。
门卫巡夜看见了灯，第二天报到行政口。王德发在班前会上说：“传达室的人，别乱串车间。”没点名，可全厂都知道说的是谁。李素芬照旧发报纸，只是自行车筐里多了个铁盒子，盖得严实。
省城的样本提前寄到。赵馆长翻了两页就合上了，把样本推给周锐：“字是齐的。气韵不是那个气韵。你们厂以前不是这么印书的。”
评审会开在厂部二楼，长条桌铺了蓝布，省城师傅坐左边，赵馆长坐右边，王德发居中，周锐靠着窗。李素芬按点送报纸进去，进门时把铁盒子放在桌角，倒出五颗铅字，一颗一颗摆齐。
“四号，十四磅，铜模原样。”她说。
屋里静了几秒。赵馆长伸手拿起那颗带石字旁的字，走到窗边对着光看。竖画一刀到底，收笔处有一点极细的斜口，那是铜模上原有的刀痕，激光照排扫不出来，描也描不像。
“就用这个。”赵馆长把字放回桌上，“重印本序言，这五处用铅活字补。署名排红旗印刷厂铅活字修复组。”
王德发的手在蓝布上按了按：“那外包合同……”
“按字算钱。”赵馆长说。
省城师傅没有说话，把样张一张一张收进包里。
散会后人都走了，周锐回到传达室。窗台上那摞报纸还在，铁疙瘩压着。他把它端起来，掂了掂，沉得压手，翻过来看底面，刻着反写的阳文，一个一个字挤在一起，是厂里最后一整套铜模。
李素芬正端着搪瓷缸喝水，缸子上的红字掉了半边。
“压着，”她说，“省得丢。”
周锐把铜模放回原位，四边对齐，手指在边角按了一下，退出去，把传达室的门带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