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七年冬天，三号楼四层楼道的墙皮鼓起一块，鼓到第三天，开始往下滴水。孙德茂住在四层东头，夜里十一点半躺下，十二点过一刻醒过来。
墙里有声音。不是滴水，是咕噜，一下，又一下，像有人在水房里搓一床厚棉被，搓两把，停下来拧水。孙德茂披上棉袄坐在床沿，耳朵贴着墙，听了一分多钟，把声音听全了。
第二天早上他拎着管钳上了四层西头，敲开四零二的门。开门的是冯玉兰，围裙上还沾着面粉。
“孙师傅，俺家没漏。”冯玉兰往门里退半步，“漏的是楼道那头。”
“你听。”孙德茂把管钳往地上一立，“你家小房那根下水管，冻了一截，堵在弯头上。昨夜你家洗了床棉被，水漫到楼道墙里。”
冯玉兰愣了两秒，转头喊她儿子去小房看。管子拆开，弯头里塞着一团棉絮，冻得硬邦邦。水放下去，哗一声通了。后来她把这事讲给三家、五家、半个楼道的人听，讲到第四遍时加了句，孙师傅耳朵带钩子。
从此院里水管出事，先来敲孙德茂的门。他也乐意，管钳往腋下一夹，走两步就到。但他给自己立了规矩：只听管道，不听人话。
这规矩他守得紧。他能从水声里分出五单元谁家半夜洗衣服，谁家私接了厂里的热水管，谁家的马桶水箱翻板漏了半个月不舍得换。听出来了也不说。院里的管子比人老实，堵了就是堵了，人不一样。
腊月初八，维修队队长马长顺上门。他拎一条红塔山，进门先把烟放在桌角，两手在裤缝上抹了抹。
“老孙，都是老同志。”马长顺笑，眼角的褶子堆起来，“往后报修单先给我过一眼，我这边排工期，你也省事。”
孙德茂没接烟。他手搭在三单元那根立管上，管里的声音不对，不是水，是响，闷闷的，像隔着铁皮有人在哭。
“你听。”他说。
马长顺的笑停在脸上，收了一点：“听啥？”
“这根管子底下接旧管沟。”孙德茂把手收回来，“管沟早该废了，你们队里画的图我见过。”
马长顺把烟往他手边推了推：“老孙，想多了。都是老同志，我能害你？”他起身，把门口的棉帘掀开一条缝，“报修单的事，你应一声。”
那声音在孙德茂耳朵里缠了三天。第三天下午他拎着手电下到地下室，管沟的铁盖子上压着两块旧水泥板，板子边沿有新撬过的痕。他搬开半块，侧身钻进去，手电光扫过的地方全是灰，灰里躺着一卷东西，用防水布裹了三层，外头缠着铁丝。
地下管沟深处的秘密
他把布卷抱回家，在灯下拆开。里头是一本厂志手稿，钢笔字，纸边发黄发脆，还有一份事故责任认定，油印的，落款七八个人，第三个写着马长顺。日期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。
孙德茂盯着那个日子，把老花镜往上推了推。那年他三十一，锅炉房三班倒，出事那晚值夜班的正是他。
认定书上写：值班工孙德茂操作失误，二号炉水位计爆裂，伤三人。他记得的不是这样。他记得水位计玻璃管早有裂纹，他报修过两回，单子压在维修队；他也记得爆炸前那一声闷响是从炉膛后头来的，像有人往铁皮上砸了一下。耳朵就是那天之后开始不干净的，夜里躺下，墙里、地里、水管里全是动静。他跟人说过两回，没人接话，后来他自己也不说了。厂里让他提前退了休，他签了字，回院里的锅炉房烧澡水。
他把老花镜摘下来，用衣角蹭了蹭，又戴回去。三十年，他一直当自己耳朵坏了。
转过年来，马长顺在楼门口贴了通知，说三号楼旧管老化，开春统一换新，从主管到户内全换。
冯玉兰把通知念了一遍，念完拿手背拍着纸：“这是好事呀，咋还皱眉头？”
“换管子是好事。”孙德茂说，“他从哪头挖？”
“从地下室起头，管沟填了，地面重新打水泥。”
孙德茂把管钳换了个手。
当晚他去了居委会。老主任正坐在桌前核报修本，见他就拧开钢笔帽。
“小孙啊，坐。”
“我写张单子。”
“你写。”老主任把钢笔递过去，笔尖在本子上敲了两下，“写完我记上号。”
孙德茂写得很慢：更换三号楼全部管道，保留管沟入口。写完把本子推回去。老主任歪头看了半天，笔尖在“保留”两个字上点了点，没问，在登记栏里落了个号，盖章。
开工那天，三号楼下堆了半院子新管，八根一捆，蓝漆还没干透。院里人端着搪瓷缸子围成一圈。工人撬开地下室的水泥板，孙德茂下到管沟口，弯腰把那卷防水布抱出来，抱到老主任跟前。
真相重见天日
“这是啥呀孙师傅？”冯玉兰挤到前头。
孙德茂没答话。他把布卷放在老主任脚边，解开铁丝，翻开第一页。
“声音堵不住。”他说，“得有人听。”
老主任低头看那行钢笔字，把钢笔从口袋里抽出来，在布卷边角上敲了两下。
马长顺站在人堆外头，手插在棉袄袖子里，笑了一声：“老孙，都是老同志，你这是……”
孙德茂把管钳从腋下取下来，往肩上一搭，转身回屋。炉子上坐着铝壶，壶盖被水顶得咔哒响。他拧开火，把管钳放在灶台边，拿抹布擦壶身上的烟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