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五号，早上七点四十，孟庆海把铁皮信箱一只一只拉开。信不多，十一封。他按楼号分三堆，再照登记簿的格子逐封编号。第一条规矩是他自己定的：先登记，后办事。第七条也是：死信不过夜。
编到第三十七，笔停住。那一格空着，纸面上有铅笔划过的浅痕，是他上礼拜描的——空了三年，他隔一阵就描一回。
第三十八格边上夹着一封厚的，牛皮纸，没编号。收件人写“钱有德”，三楼西户。孟庆海在厂里看了三十年大门，三楼西户的钱有德去年冬天出的殡，到十一月满一年，花圈上的白纸条还是他帮着摘的。
他把信翻过来。邮戳，十一月十四日，年份是三年前。信封舌头没上胶水，一排米饭粒压扁了粘住，粒还看得清，边缘发黄。他捏了捏，里头不止一张纸。
“死信不过夜。”他念出声，拉开抽屉，把信搁在最里头，钥匙转了一圈。又取出一张薄纸，把第三十八页举到窗玻璃上，拿铅笔侧着涂，纸面浮出一层浅浅的印子，他照着描了一遍，叠好，跟信锁在一处。
第二天一早，卷帘门刚推上去，人就来了。三十来岁，短棉袄，手里拎个塑料袋，袋里是两只空饭盒。
“您看啊，孟师傅。”她把塑料袋往窗台上一放，“我是钱有德的侄女，钱晓芸。我叔有封信，我替他取。”
孟庆海把登记簿推出去，笔搁在边上。“取信签名，写身份证号，写跟收件人什么关系。第几条你知道。”
她笑了一下，接过笔。写到“关系”那栏，笔尖顿了顿，才落下“侄女”两个字，底下是自己的名。孟庆海没抬眼，只盯着那三笔——那个“芸”字最后一笔往上挑，挑得急，收不住。
他把簿子抽回来，翻到前头一页。三年前钱有德来领挂号信，签的名，那个“德”字底下那一横，往右上挑。老会计写自己名字，四十年都这么写。
“信得补登。”钱晓芸说，“补在第三十七格。”
“格是死的。”
“您看啊，就一格。”她说，“我叔那信在这儿压了三年……”
话到这儿她自己刹住。孟庆海把笔帽扣上。钱有德活着的时候，从没托他查过一封信。
人走后，孟庆海把抽屉里的第三十八页取出来，对着窗户举高。每页底下垫一张复写纸，是他记了半辈子的老法子，写完一页抽一张，省得墨透过去糊了背面。这会儿日头斜着进来，纸薄，反面透出三个字，是反的：送医院。
他认得这笔。横折的拐角带个顿，是他自己的手。下面还压着半行，淡得多：工伤不报。后头跟着签名，钱有德。纸角还有一列，日期，十一月十四号。
他把纸凑到眼前。那个“德”字，底下那一横是平的，少了往上挑的那一下。
孟庆海坐下来，手搭在桌沿。三年前的十一月十四号，他在家修炉子，烟囱堵了，捅了一下午。那天替班的是小刘，刘卫东，从车间调上来看大门，看了整一年。
可这字是他的。他想起来了。十一月十六号，刘卫东来找他，说钱有德家里要个说法，让他照着写一份情况。他写了“送医院”“工伤不报”，写到签名，笔一撂，说这不能我签。那张纸后来怎么处理的，他记不清。他只记得登记簿上第三十七页没编号，他抽掉了，页码也没补。
抽掉的页怎么整张不见，撕口在装订线，齐得像裁的。他伸手摸第三十八页的左边，果然毛。
中午钱晓芸来热饭，微波炉转起来，嗡嗡响。孟庆海把三样东西摆上窗台：描了压痕的纸、食堂送饭单、那封米饭粒封口的信。
“封口谁粘的？”
“我粘的。”她说，手上还捏着饭盒盖。
孟庆海拿指甲从信封舌头上抠下一粒，搁进搪瓷缸，硬，磕出个响。那是陈米饭，凉了三年，白得发灰。他又把送饭单推过去，十一月十四号那栏，后屋，一份，送饭的人签着“吴长顺”。
“你叔在传达室后屋跟吴长顺私了那天，中午的饭还是吴长顺送的。”他说，“八百块，我回来听说的。工伤不报，是你叔自己按的手印。”
钱晓芸攥着饭盒盖，指节发白。她把饭盒放回微波炉，门关上，没按开始。
“何秀兰寄的。”孟庆海说，“老太太耳背，嗓门大，三年来就找我要一个说法。信你从她抽屉里拿的，你要拿它当凭证，说两家来往密，好去厂里领那笔清算补发的钱。第三十七页你撕的，怕翻出私了这档子事。”
“您看啊——”
“别看了。”孟庆海把登记簿翻到第三十八页，“去把何秀兰请来。”
下午三点，何秀兰来了，嗓门一进门就撞墙：“老孟！我那个信——”
“登记。”孟庆海把笔递过去，“第三十八号。”老人耳朵背，他喊了两遍，她才在签名栏一笔一画写下名字，写到“兰”字，气都屏住。
信交到老人手里，她没拆，先摸了摸封口，说这米粒是我粘的，粘得牢。
孟庆海把簿子翻回第三十七页。他取出尺子，照着上下的格线，一笔画到底，格子里填上“刘卫东代登”，又添了日期。写完，尺子搁平，登记簿合上，抽屉里那块压了二十年的铁镇纸拿上来，正正压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