镜头刚探进传达室，锈打卡机咔哒一声，吐出一张条。小宋把手机往前送，条上印着：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七日，夜班。
赵师傅从窗后伸手，用搪瓷缸压住那张条。缸底磕掉一块瓷，露出黑铁。他说：“章没干，别碰。”小宋问：“这机器还能打出今年的日子？”赵师傅不看他，把条又往缸底塞了塞：“她只认章。”镜头停住，纸条上“孙梅英”三个字被红泥糊了半边。
小宋拍老纺织厂废墟已半月，拍断墙，拍铁梯，拍窗台上长出的榆树。他挂在嘴边的话是“我拍的是真事”。可传达室这扇窗像没跟厂子一起停。窗台有半块肥皂，一把秃扫帚，墙上的挂历翻到五月，红笔圈着十七。
他去厂档案室查。管档案的是个戴蓝袖套的老头，把细纱车间名册摊在桌上，指头点着一行：“孙梅英，夜班工，一九九八年离厂注销。”小宋问注销什么意思。老头把名册一合：“人走了，关系清了，工资停了。”小宋又回传达室，赵师傅正拿一块湿布擦印章。小宋把名册复印件放窗台。赵师傅扫一眼，说：“她只认章。”小宋问：“她是谁？”赵师傅把湿布拧干：“下班的人。”
傍晚六点四十，一个白发阿婆从家属院那头走来。旧厂服洗得发白，袖口磨出毛边。她站在窗口，手扶台面，问：“几点了，该下班了？”赵师傅把刚盖好的夜班条递出去，红章压在日期上，清清楚楚。阿婆把条折两折，放进胸前口袋，又问一遍。赵师傅指打卡机：“刚打过。”阿婆点点头，转身走，脚步在水泥地上拖出细响。
第二天小宋借帮赵师傅搬煤球进了传达室。煤球堆在门后，碎渣扫到墙角。赵师傅弯腰时，小宋拉开抽屉找火钩，抽屉里是一沓夜班条，用橡皮筋分年份捆着，最上面压着几张散条。从一九九八到二零二六，纸色从黄到白，红章从深到浅。每张背面都写同一个传呼机号：一二六呼五八七三。
抽屉深处的夜班条，从一九九八到二零二六
王姐来送降压药，见小宋翻条子，嘴快：“你别当稀奇。老赵每天早起改打卡机日子，改完才给阿婆盖。阿婆看见当天的章，才肯吃药。”小宋把条子放回抽屉，问：“这不就是骗她？”王姐把药盒往窗台一搁：“骗什么，药吃了才算数。”小宋退出传达室，回头看见赵师傅把搪瓷缸挪开，拿指甲刮条边上的红泥。
小宋第三次去，赵师傅正给打卡机换纸。机器外壳锈得合不严，卡扣一掰就开。小宋看见里面没有齿轮，只有一只巴掌大的电子钟，钟面贴着双面胶，旁边架着一枚木柄印章。他把手机放下，问：“你自己改的？”赵师傅拿螺丝刀拧紧后盖，说：“改日期比换药盒省事。”小宋又问传呼号。赵师傅停手，把条子翻到背面：“我留给她的。下班后回电话，我在厂门口等你。”
赵师傅说，那年他站在厂门口等到夜里十一点，孙梅英从细纱车间出来，手上还沾着棉絮。他把这个号写在烟盒上递过去，说下班后回电话。后来她嫁给他，传呼台撤了，号还留在一张旧条背后。病后，她先忘钥匙，再忘锅盖，后来连他的脸也认不稳。只有两件事没丢：夜里十二点交班，下班要盖章。小宋问：“她认不出你，你还天天盖？”赵师傅把印章摆正：“她记不住我，记得下班要盖章。”
小宋关掉手机里的颜色滤镜。不是突然想通了，是他看见赵师傅盖完章，用搪瓷缸压住条角，等红泥干。孙梅英从窗口接过条，问：“几点了，该下班了？”赵师傅说：“五点三十七。”她折好条，塞进旧厂服口袋，手在袋口按了按，像怕纸掉了。小宋把镜头对准印章，对焦时，那三个字“孙梅英”在红泥里显出来。
对焦中的红泥，与每天的回音
他把镜头转向自己，声音压低：“这不是灵异。是一个老头替老伴把时间按在纸上，让下班两个字每天都有回音。”说完他退半步，让赵师傅的手进画。赵师傅把夜班条摆平，木柄印章在红泥里按两下，抬起来，日期落在纸中央。
孙梅英把条折好，照旧问：“几点了，该下班了？”赵师傅没答，把搪瓷缸挪开，指腹在“孙梅英”三个字上按了一下。红印没干，他抽了张旧报纸盖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