巷口的钟表铺开了三十七年，我是店里最后一个学徒，退休后又回来帮陈叔看铺子。铺面是单层砖房，朝街一扇木门，门后横一根榆木门栓，粗得像小孩胳膊。窗子是老式的固定窗，玻璃嵌死在框里，连条缝都推不开。屋顶的瓦我上个月刚翻过，没见松动。要说这铺子还有什么能进人的地方，我数不出来。
那天下午我去隔壁巷子给陈叔买药，走时三点整。陈叔坐在柜台后头擦他的怀表，老周在边上喝茶。那块怀表是民国年间的货，白铜壳子，表盖内侧刻着一行小字，陈叔平日锁在柜台下的铁盒里，只有拿出来擦的时候才见光。
我四点半回来，木门从里头闩着，喊了两声没人应。绕到后墙，后墙没有门。我拿撬棍把门撬开，门栓落在地上，闷响一声。陈叔倒在柜台边，额头磕破了，人还醒着，第一句话是：表没了。
地上一层薄灰，只有进门的印子，没有离开的痕迹。
铁盒还在柜台下，锁没撬，是我拿钥匙开的——钥匙一直挂在陈叔裤腰上。盒里空着。柜台到木门四步路，地上一层薄灰，我蹲下去看，只有我和陈叔的鞋印，还有老周那双布鞋的印子，从门口一直走到柜台前，停住，再没有往回走的印子。奇就奇在这儿，没有往回走的印子，人是怎么出去的。
老周说，他三点二十就去了隔壁茶馆，坐的是靠窗那张桌，四个人打牌，打到五点。茶馆老板娘认这个时间，说老周那天赢了两把，输了一把，中途没离桌。从茶馆到铺子，来回要走十二分钟，他要是回来过，牌桌上就少一个人，那三个人不会都替他瞒。
那就剩我。我三点走，四点半回，中间一个半钟头没人作证。陈叔说，他三点过后就犯了困，趴在柜台上打了个盹，醒来时后脑勺疼，铁盒开着，表没了，门闩着。他咬定自己闩的门，说这是几十年的习惯，天黑之前必闩门，那天闩得早。我走的时候，门是我带的，我记得清楚，我没闩，因为陈叔还在里头，闩了门他没法送老周出去。
门是谁闩的，成了第一个结。
陈叔不信我，我也不怪他。我在这铺子里待了十几年，知道这屋子最怪的地方不在门，在钟。铺子靠里墙立着一座落地钟，德国货，比铺子的年纪还大，钟摆两侧各有一组齿轮，走时、报刻、打点，三套机构咬在一起。老钟有个毛病，打点的时候声音发闷，像嗓子里卡了东西。我回来这半个月一直想拆开看看，陈叔不让，说这钟认人，一动就走不准。
撬门那天下午，我清理钟膛里的灰，手指伸进去够着一样东西，硬，凉，卡在齿轮和拉杆之间。我把它夹出来，是一小截铜丝，弯成钩状，钩头上还缠着半根黑线，线头是新的断口。
钟膛深处，藏着开启密室机关的细小线索。
我顺着那根拉杆往上看。拉杆从钟膛里穿出去，贴着墙根走，穿过柜台的夹层，末端搭在门栓的榫头上。搭得不深，就一指宽。我伸手拨了拨钟里那组报刻的齿轮，齿轮一转，拉杆往前推，榫头一动，门栓就顺着滑槽落进闩座里，咔嗒一声。我在屋里，手没碰门，门闩上了。
拉杆穿过柜台夹层，末端搭在门栓上，钟鸣时门即自动闩死。
我站在原地想了很久。这套机关不是一天两天能弄成的，得有人在铺子里待过，知道钟的脾气，知道拉杆怎么走，还得知道陈叔哪一天把表拿出来擦。老周在茶馆有不在场证明，可他从茶馆到铺子要走六分钟，来回十二分钟。他三点二十到茶馆，三点二十之前他在哪儿？陈叔说，老周三点出头走的，走之前还问了一句：这钟打点怎么发闷。陈叔说，他当时还笑，说老周你一个卖古董的，也懂修钟。老周说，不懂，随便问问。
我又想起一件事。上个月老周来过两回，都是趁我去后头烧水的时候，跟陈叔在柜台前说话。有一回我端着水出来，正看见老周蹲在落地钟旁边，手伸在钟摆后头，见我来了，就直起身，说这钟摆歪了。陈叔说没歪。老周笑笑，说眼花了。
铜丝上的黑线，我认出来了。茶馆里那种捆茶叶包的细麻线，染成黑色，老周那天带了一包茶叶来，放在柜台上，包的正是这种线。
我把铜丝搁在柜台上，问陈叔：这钟的拉杆什么时候接上门栓的？陈叔愣了半天，说他不知道有这根拉杆。我指给他看，他伸手摸了半天，手停在榫头那里，没动。
我又说：老周上回来，是不是跟你借过钟膛的图纸？陈叔这才抬头，说，借过，说是想照着做个小座钟。我说，图纸上画着拉杆的位置。陈叔不说话了。
门闩上的那一刻，屋里只有陈叔一个人，表是他自己拿出来擦的，铁盒的钥匙在他腰上。老周三点出头离开，走前拨好钟里的齿轮，算准报刻的时辰。钟一响，拉杆推出去，门栓落下。他在茶馆坐着，牌一张一张打，铺子里的门自己闩上了。
至于表，我后来在钟膛最底下的夹层里摸着了。白铜壳子，表盖朝下，磕出一道浅痕。老周没来得及取走，他算漏了一步：报刻的齿轮拨过去容易，拨回来难，他得等第二天开铺再来，可门闩上之后就没人开得了门，除非撬。
陈叔把表接过去，翻来覆去看了两遍，揣进怀里。他弯腰捡起地上那截铜丝，在指尖捻了捻，走到落地钟跟前，拉开钟膛的门，把铜丝扔进去，又合上。
钟摆晃了一下，接着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