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八年七月，市寻呼台夜班只剩傅小满一个人。她接起电话，先报时间：“零点四十一分，市寻呼台，请讲机号。”听筒里沙沙响了两下，一个男人的声音说：“三十七号，回呼。”
她翻开机主登记簿。三十七号那一栏是空的，连呼号都没有。按规程，空号不追呼，可她听见对方挂机前停了半秒，像在等她把话说完。她把回呼键按下去，念：“请您留言。”
听筒里没有留言。纺织机的轰鸣从听筒里涌出来，一下一下，压过电流声。傅小满把耳机往耳廓上贴紧，又听见一声铁门合拢的闷响。她抬头看墙上的钟，零点四十三分。
代码本摊在桌上，三十七号那一栏被蓝黑墨水涂过，涂得很厚，只剩半个“厂”字。值班长陆班长从里间出来，把交接班记录本合上：“按规程来，空号不追呼。”傅小满问：“那这通回呼谁登记的？”陆班长把钢笔帽扣好：“登记簿上没有，就是没有。”
他回里间去了。傅小满把三十七号那一页又翻了一遍，纸边发毛，像被人反复捻过。她第三次按下回呼键。日光灯闪了一下，她低头看见自己工号牌的塑料夹层里，多了一层薄薄的棉絮。
再抬头时，寻呼台不见了。她站在一间厂房门口，门楣上挂着搪瓷牌：三号车间。空气里有棉尘、机油和汗酸味，头顶的灯罩里积着死蛾子。一个穿蓝布工装的老头站在门边，手里捏着半截粉笔，嘴里念：“我记不住。”
三号车间，棉尘与死蛾子的异世界入口
傅小满问他：“师傅，这是哪儿？”老头说：“我记不住。”她又问：“您叫什么？”老头说：“韩，韩师傅。”他把粉笔在门框上划了一道，“三号车间，四十七台织机，一九五八年出厂十一台，一九六三年出厂九台，一九七一年出厂二十七台。”他背得很快，背完又摇头，“我记不住。”
门边贴着一张告示，纸面发黄，字是钢板刻的：每晚十点四十清点人数，少一人则全班重来。清点表挂在告示下面，一格一个名字。傅小满数了数车间里的人，二十八个。表上却写着二十九个。多出来的那个名字在最后一格，工号零三一。
韩师傅站在最后一格旁边。他站得很直，脚尖挨着地上的白线。傅小满问：“零三一号是谁？”韩师傅说：“我记不住。”他抬手擦了一下鼻子，手上全是棉灰。
第一遍清点过了。十点四十，车间里的钟同时走到同一个位置，秒针抖了两下，停住。表上的名字少了一个，最前面那格空了。韩师傅往后退半步，站进最后一个格子里。傅小满看见他的工号牌翻过去，背面用圆珠笔写着：替我听最后一遍。
清点时刻：少一人则全班重来
她借核对接线记录，把二十八个工人挨个问了一遍机台号。有人报得快，有人报得慢，有人报完就咳嗽。韩师傅跟在她身后，嘴里还是那句“我记不住”，可她把机台号念错一个，他立刻接上：“十七号，一九六三年出厂，梭箱有异响。”
傅小满停下笔：“韩师傅，您记得。”韩师傅不看她，眼睛盯着车间西侧那扇配电室的门：“我记不住。”停了一下，他又说，“你们寻呼台那个姑娘，说话前爱先报时间，跟报丧似的。”
傅小满把笔帽套上。她说话前先报时间，这是她进寻呼台第一天养成的习惯。代码本封底夹着一张纸质月票，她翻出来看过很多次：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七日，市纺织厂专线，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：零三一，替我听最后一遍。月票边角磨白了，字却清楚。
第二遍清点时，表上又少一个名字。韩师傅还站在最后一个格子里，工号牌翻回正面。傅小满问他：“当年那条报码，是不是你报的？”韩师傅的喉结动了一下：“我记不住。”她把手里的清点表举到他眼前：“你记得。你报了三号车间，可救援去的是三号车间东侧。西侧配电室，是不是？”
韩师傅把粉笔捏断了。半截粉笔落在地上，滚到白线边上。车间里的织机声忽然齐了一拍，又散开。他说：“那条码我报了六遍，第一遍说西侧，第二遍就只剩三号车间。后来没人再问。”
傅小满把代码本摊在机台上。她不再找出口，只按话务流程办事：逐条复核二十八个工人报出的机台号，把工号、机台、方位重新排了一遍。排到零三一那一格时，她把“三号车间”四个字划掉，在后面补上“西侧配电室”。笔尖落纸，车间的轰鸣停了一半。
清点表上零三一那一格空了。韩师傅第一次把一句话说完整：“我记住了。”他把自己的工号牌摘下来，放进傅小满手里。牌面是铝的，边缘磨得发亮，背面那行圆珠笔字被汗浸得发蓝。
傅小满回到寻呼台时，是凌晨四点零七分。日光灯正常，交接班记录本摊在桌上，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那一栏，签名有两个，笔迹一模一样。她把自己的工号牌别回胸前，夹层里的棉絮又厚了一点。
早上陆班长来接班，翻着本子问：“三十七号谁登记的？”傅小满说：“空号，不追呼。”陆班长点头：“按规程来。”他把零三一那一页重新夹好，手指在页脚压了一下，像压住一张要飞的纸。
傅小满在代码本封底补上一行：零三一，女，说话前先报时间。她没有写已离职，也没有写已停机。写完后她把笔搁下，抬手别工号牌，夹层里掉出一小撮棉絮，落在交接班记录本上。她用指尖捻开，棉絮里缠着一根蓝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