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赵接班先翻登记簿。缺了七页，从三十一页直接跳到三十九页，撕口齐整，像用尺子比着裁下来的。
桌上的搪瓷缸还是老钱那只，缸底磕掉一圈瓷，露出铁锈色。手电筒的电不足了，按下去只亮一小截光柱。
他把巡楼票从上衣兜里掏出来对齐桌沿，准备按规矩从东车间开始。传呼机响了。
老赵盯着它看了三秒。厂里的传呼台三年前就停了，天线都拆了，号码本还压在玻璃板底下，纸页让太阳晒得发脆。
屏幕上显出一行字：四号仓，找老赵。发信人编号零三七。老赵没见过这个号。
四号仓在厂区最北头，原来是存原棉的，后来成了杂物间。老赵打着手电往里走，纺织机的梭子散在走廊上，踩上去嘎吱一声，弹到墙根。
门缝里夹着一张纸。巡楼票，纸质和登记簿里的一样，油印的红格子。日期填的是明天。签名栏三个字：赵建国。他自己的笔迹，连“建”字最后一横往上挑的毛病都一样。
老赵把票翻过来，背面什么都没有。他又翻回去看日期，八月十七。可今天才八月十六。
老赵把票折好揣进兜里，往二楼走。按规矩，每层楼梯口有一台打卡机，票塞进去，“咔嗒”一声，日期印上，就算这一层巡完了。
二楼打卡机吐出一张新票。票面印着“下一班：赵建国”。字是铅字打的，油墨还没干透，蹭了他一手指黑。
老赵抬头看了看楼梯。二楼往三楼的水泥台阶一共十八级，他爬了二十年，闭着眼都知道第十级有块豁口，踩上去会晃。
可今天踩到第十八级还没到平台。他站住，手电往前推，光柱尽头多出一段走廊——白灰墙面，水磨石地面，稳稳当当接在楼梯拐角上。廊顶挂着白底红字的牌子：家属区临时通道。
第十八级台阶后的未知走廊
走廊尽头有灯，昏黄黄的，从门缝里挤出来。里面响着织布机的声音，梭子来回撞，铁件碰铁件，一下一下的，不急不慢。
门开了。一个穿蓝布工装的女人探出头来，袖子卷到肘弯，手腕上一块老上海表，表带裂了。
“你替谁来的？”她问。
“我先看看票。”老赵把巡楼票递过去。
女人没接。她又问：“你替谁来的？”
“保卫科值班，巡楼，按班次来。”老赵把票收回来，“你是哪个车间的？”
“细纱，小陶。”她侧身让出半个门框，工牌翻着戴，背面朝外，“进来歇歇，安全第一，别站走廊里。”
老赵没进。小陶从兜里摸出一张餐券，塞进他手里。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夜班餐券，背面一行圆珠笔字：别签第三次。字迹歪歪扭扭，是小学生写作业的那种用力。
老赵把餐券翻到背面，把那五个字和登记簿缺页前最后一行并排放。“零三七”三个字的横划压得纸面凹下去，墨透到背面，跟餐券上的力道一个样。他又看巡楼票上的“赵建国”，三个字是他的笔迹，可他记死了，自己今天没在这张票上签过名。
小陶站在走廊那头，抹布搭在肩上。老赵走过去问：“张德贵哪去了？”
“调走了。”
“调哪了？”
她把抹布翻了个面，没接话。过了几秒才说：“你替谁打卡，谁就不用来了。厂里省一个名额，档案里抹一笔。”
“抹什么？”
“抹他那天该在的地方。”
老赵没再问。他把登记簿往前翻，对着三楼东侧的门牌一个一个核。原先钉“细纱乙班”的地方换成了“张德贵”，“织造甲班”换成了“刘凤兰”。整条走廊的门牌换了个遍，每个名字他都认识，都是当年事故以后在厂里“没来过”的人。
核到第五个的时候，传呼机又响了。发信人：保卫科老赵。留言只有一句：第四次别签，签了就轮到你。
老赵把传呼机翻过来。后盖里夹着一张折成四折的纸，展开是老钱的字，编号零三七，下面一行小字：我签了四次。
老赵把纸折回去，夹进登记簿缺页的位置，合上。他回到保卫科，把餐券、票根和登记簿并排放在桌上，三处笔迹又对了一遍。餐券背面和登记簿上的“零三七”是同一个人写的，两处都是用力压着纸面写，像是写的时候手在抖。巡楼票上“赵建国”三个字，笔画顺，墨色匀，正是他平时签名的样子——可他没签过。
第四次巡楼前，老赵没去二楼。他拐进档案室，从铁皮柜里抽出事故档案袋。封条裂了，里面的纸页只剩三张。
他把明天的巡楼票塞进档案袋，又把餐券、票根和缺页登记簿的复印件一并夹进去，按原样封好，在封条上写了当天的日期。
下楼的时候，打卡机亮着绿灯，等他塞票。他没有票可塞。绿灯闪了三下，灭了。
楼梯间的“家属区临时通道”牌子歪了，他伸手扶正。走廊在视线里缩回去，织布机声停了，水泥台阶重新露出十八级。
通道消失，现实回归
小陶站在二楼拐角，工牌翻了个面。正面写着：值班记录员陶秀云。照片是黑白的，年轻，头发别在耳后。
“你的票呢？”她问。
“还回去了。”
小陶把工牌摘下来，搁在窗台上，转身下楼，脚步声一级一级远去。
老赵回到保卫科，搪瓷缸底下压着一张新票。日期：明天。签名栏空白。传呼机屏幕亮了一下：零四一呼叫零三七，接班先看票。
老赵把票折好揣进兜里，朝门口喊了一嗓子：“接班先看票，票对不上不交班。”
他把搪瓷缸挪到桌中间，等下一班的人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