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婶在楼道里砸门，手掌拍在铁皮防盗门上，声音像下雨天敲铁皮棚。我从铺子里上来时，她正拿钥匙捅锁眼，捅了半天没捅开——门从里面插上了。
“老王！老王你应一声！”她喊，嗓子劈了。
我回铺子拿了撬棍。这栋楼是棉纺厂的老家属院，门框都是木头包铁皮，撬棍插进门缝一别，插销就弹开了。
王老师趴在书桌上，脸侧向窗户那边，后脑勺有一道口子，血顺着脖子淌进衣领，已经凝成暗红色。铜镇纸滚在椅脚边，上面沾着头发。
屋里静得只剩挂钟走字的声儿。摆锤咔嗒咔嗒晃着，钟盘上指着三点零七。我摸出那块上海牌手表看了看：三点十四。
慢了七分钟。
这台钟上个月我亲手校的，日误差不超过三十秒。王老师是我小学语文老师，退休后我常上来帮他拾掇这些老物件。
桌上搁着一只白瓷茶杯，杯底一圈茶渍。我伸手碰了碰杯壁，一点温乎气都没有，凉得跟窗台上的瓷砖一个温度。
砚台里的墨干成一层薄壳，壳面平得反光，像块黑玻璃。我拿指甲盖在边沿刮了一下，没刮动。
砚台里的墨干成了壳，平得反光，像块黑玻璃。
电扇插头被拔下来搁在窗台上，插脚朝着屋里。窗户关得严严实实，西晒的日头把纱窗晒得发烫，屋里闷得我背心贴在脊梁上，汗顺着腰往下淌。
老雷来的时候，刘婶坐在楼梯口哭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我三点钟在厨房择菜，听见他收音机里《三国》开讲，单田芳的声音，响得穿墙……”
老雷拿笔记了：“三点还在听评书，那死亡时间在三点以后。”
“她几点出的门？”我问。
“我三点二十才拎菜篮子下去的，”刘婶接过话，“那天食堂要五十斤土豆，我赶着去批发市场。”
我没说话。我在铺子里修表，抬头就能看见对面楼上的纱窗。昨天下午两点半以后，六零一的纱窗上就没再出现过王老师伏案的影子。他写字肩膀一耸一耸的，像老式缝纫机的针杆，隔着一层绿纱窗也能认出来。
还有一处不对。王老师每天两点五十给挂钟上弦，拿钥匙拧发条，再拨到整点对时，四十年没断过。有回我劝他换个石英钟，他说：“钟走不准，人心里就没数。”
他要是真活到三点，钟不该慢这七分钟。
这扇门的插销是两个月前换的，我帮着装的。门框下沿空着一指宽的缝，王老师怕过堂风灌进来，常年垫一条旧毛巾。刚才撞门时毛巾还塞在原处，被我脚踢歪了半寸。插销只是虚搭在钩环上，一撞就掉——看着像从里面插死了，其实没吃上劲。
线头有毛刺，像是被勒着拽过，从门缝底下穿过去，一抽，插销就掉了。
老雷在楼道垃圾桶里翻出一截白色尼龙线，跟捆旧报纸的那种一个色。线头有毛刺，像是被勒着拽过。
“从门缝底下穿过去，绕过插销环，关上门，一抽。”老雷把线递给小民警拍照。
我补了一句：“单元门口那个摄像头被二楼晾的被单挡了半边，只拍得着进出的人。这楼里住的老头老太太，一整天没人出去过。”
老雷看了我一眼：“你意思是凶手没出楼？”
“凶手不用出楼。”
下午四点，王柯从火车站赶回来。他进门就跪在书桌边上，拿手背蹭他爸的脸，蹭了两下开始吼：“谁干的？我爸血压高，平时连楼都不下，能得罪谁？”
老雷把他扶起来，王柯蹲在墙角抹脸，说：“我上个月说接他去我那儿住，他不去。这房子值不了几个钱，我不争。”
我蹲在书桌旁边，盯着砚台。
如果王老师是被人从背后砸倒的，铜镇纸那么沉，桌子该震，砚台里的墨该溅出来。可这层墨壳平得能照见人，一滴新墨星子都没有。
“他那天下午一个字没写。”我站起来。
刘婶在门外接话：“我给他送了碗汤圆，三点多那会儿我还敲门来着，他没应，我以为他睡着了……”
“你送的汤圆呢？”我问。
刘婶愣了两秒：“……他说放着吧，我下楼了。”
“碗呢？”
厨房水池里扣着两只青花碗，一只碗底有糯米粉糊的干印子，另一只洗得发白，碗沿还挂着水珠。我伸手摸了摸水池边沿，干的。
一只碗底有干印子，另一只洗得发白，碗沿还挂着水珠。
老雷把那截白尼龙线搁在桌上：“刘桂芬，你捆旧报纸的线，楼道垃圾桶里就数你丢得多。”
刘婶嘴唇动了动，忽然说：“我敲了门，我就敲了敲门。”
“你敲的是你自己家的门。”我说，“三点钟那评书，是收音机定的时。王老师每天中午开收音机听《三国》，定时到三点，响了二十分钟自动关。你比你算的早走了半天。”
王老师那天中午没睡午觉。刘婶端汤圆上来，说“王哥你抬抬手”，王老师把账本摊在桌上——爱心食堂采买的账，每月短七百多块。他没写字，没喝茶，只回了一句：“你自己看。”
铜镇纸砸下去的时候，茶还没凉透。
刘婶做了三件事：把收音机定时到三点，评书照响；把挂钟往回拨了七分钟，想让死亡时间看起来更晚——她不懂，王老师四十年没让这台钟慢过三十秒以上；然后关窗，拔电扇，洗完第二只杯子，从门缝穿线落下插销。
老雷把手铐从腰后摘下来时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那天下午我上楼，在楼道里闻见一股芝麻味。汤圆煮糊了锅底的那种焦甜。我以为是二楼蒸包子。
王老师不吃芝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