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点五十，老周醒了。窗帘没拉严，留了一道缝，天是灰的。他摸黑把那条旧工装裤穿上，膝盖上一块洗不掉的机油印，裤脚磨得起了毛。水壶响，他灌满保温杯，用布把杯口抹了一圈，拧紧。六点二十出门，跟退休前一个钟点。
站台在马路对面。他从人行横道过去，走到调度室窗户底下停了一下。窗开着，里头坐了个生面孔，桌上一个印蓝字的水杯。老周把布袋往肩上提了提，没进去，绕到站台最边上。那儿有根铁栏杆，他靠着，看车进站，开门，关门。
十七路来得早。车轮碾过站台边那条白线，气阀响了一声，门开，人下来，人上去。老周看的是后门。有个背书包的男孩从人堆里挤上去，书包卡在门缝里，被里面的人拽了一把，拽进去了。门关上，车走。
第二辆来得慢。站台上人挤成一排，最前头是个穿灰外套的姑娘。她手机举在手里，屏幕黑的，按了几下没亮。她把包翻过来，拉链拉开，掏出一张一块的纸币，皱的，边角卷着；又摸出一枚一角的硬币，捏在手里看了看，收回去。投币箱就在车门边，两块。她站着没动。
后面有人啧了一声。老周从裤兜里摸出两枚硬币，一元的，买菜找的，还带着点体温。他走到车门边，手伸过去，箱子里响了两声。姑娘回头，愣了一下：“叔，这……”
两块钱的善意
“先上车。”
“我怎么还您？”
老周朝她身后抬了抬下巴。后面还排着七八个人，司机的手搭在档把上等着。姑娘往里走了一步，又回头，嘴动了一下，没出声。车门在她身后合上。
车开走，尾灯拐过路口。老周从布袋里掏出一张纸，是张旧排班表，纸边毛了，正面印着几年前的班次，背面空着。他从上衣口袋摸出支圆珠笔，笔帽上有一圈牙印。他把纸按在栏杆上写：七点零八，十七路，到。
“老周，写什么呢？”卖煎饼的把铲子在铁板上刮了两下。摊子在站台东头，五点半开火，鸡蛋磕上铁板的声音比车来得还早。
“看看准不准。”
“你都不干了，还看什么准不准。”
老周把纸折了两折，塞回布袋：“以前我开这班，七点零六到。”
“差两分钟，人家也不能罚你。”
“现在是七点零八。”他把布袋带子在手腕上绕了一圈，“前头路口多了一个灯。”
摊主没接话，低头往煎饼上磕了个鸡蛋，铲子翻了个面。
又一辆进站。老周往后退了半步，把栏杆边的位置让出来。一个抱孩子的女人从人堆里挤过来，孩子趴在她肩上睡着，围巾垂下来，快拖到地。她一只手托着孩子，一只手去掏卡，卡在包底，掏不着。老周抬手把她前头那两个人挡了挡，让她先上。刷卡机响了一声。她回头说了句谢谢，声音很轻。车走了。
为他人着想的温柔
站台上剩下几个等下一班的。老周把保温杯放在栏杆内侧的地砖上，蹲下去，把排班表又抽出来看了看，手指在七点零八那一行上按了一下。杯盖没拧紧，热气从缝里一点一点出来，在杯口散开。远处路口，一辆十七路的车头正从红绿灯底下转过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