专审组的办公室在组织部四楼最东头，原先是一间档案库房，墙皮返潮，靠窗那面起了指甲盖大的霉斑。三个人，六张桌子，两台电脑，一台针式打印机，打表格的时候声音像啄木鸟。
韩副部长把一摞台账放在何岩桌上：“区属改制企业，一百四十七卷，你包。逐卷填专用表格，‘三龄两历’有疑问的单独立账。”
何岩翻开第一本，纸张发脆，页角卷起来，像被谁反复捻过。他拿铅笔在台账上编号，编到第三十一卷，停住了。
裴守义。区属机械厂退休，原任供应科科长。
档案里最早的一份材料，是一九八七年区劳动局招工审批表。表格是油印的，蓝黑墨水手写，出生年月那一栏写着“一九六三年四月”，字迹压得很重，笔尖把纸戳出一个小坑。身份证上是一九六四年四月。差一整年。
那个被笔尖戳出小坑的日期，成了整卷材料的钉子
再往后翻，转正定级表、入党志愿书、历次调资表，出生年月一栏全照着身份证写。一九八七年的那张表像颗钉子，钉在整卷材料的最前头。
何岩把表格拍照，编号，录进台账，去敲韩副部长办公室的门。
韩副部长在看文件，眼皮没抬：“材料理清了？”
“理了。最早记载是一九六三年，后面全是一九六四年。”
“先别下结论。”韩副部长把文件翻过一页，“最早记载原则有文件依据，但旁证要能落到纸上。发函，谈话，一样不能少。缺一样，将来人家申诉，你拿什么答？”
何岩应了一声，退出来，把门带上。
发函是第一步。按规定，要向原籍派出所、原招工单位分别发函核实。派出所的回函来得快，户籍底册一九八七年那一段因为搬迁丢过一批，只查到一九八五年后的迁入记录，写的是一九六四年。招工单位的函退回来了，盖着“原单位已改制，无人签收”的戳。
何岩打电话过去，接电话的是留守的梁科长。
“机械厂？早没了。”梁科长声音有点哑，“二零零三年改的制，人走光了，就剩我们几个看房子的。你要招工花名册？我领你去库房看看。”
库房在厂区最里头，铁门锈得推不动，梁科长拿脚踹了两下。里头堆着纸箱，霉味顶鼻子。花名册找出来三本，蓝布封皮，绳子捆着。一九八七年那本翻到最后，缺了七页。
花名册缺了七页，像那个时代留下的缺口
“就这些。”梁科长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，“存根那几页，早些年让人借走没还，我来了就缺。”
何岩问借走的是谁。
梁科长摇头：“那会儿我还没来。你也知道，厂子散了，谁管这个。”
何岩复印了现存的部分，让梁科长在复印件上签字盖章。梁科长捏着章，在印泥盒里按了三下，才盖正。
接下来是谈话。三个当年的老同事，约在社区活动室。第一个姓周，七十三了，耳朵背，何岩把问题写在纸上，他看了半天：“六三年吧，我记得他进厂那年我儿子出生。”第二个姓吴，说：“记不清了，反正比我小。”第三个姓陈，说得最肯定：“六四年，没错，我俩一个宿舍，他生日比我晚半个月。”何岩把三份谈话记录念给他们听，让他们逐页签字按手印。
裴守义本人来了一趟，带了情况说明和两张旧工作证。工作证是塑料封皮的，照片上的人头发很黑。他说：“那会儿进厂卡年龄，我实际是六四年，报名的时候报大了一岁。都这么干，没人当回事。”
何岩问：“有旁证吗？”
裴守义看着他，半天说：“要是有，我还用来这一趟？”
材料齐了。何岩按目录编号、复印、盖章、装订，做成一份《调查核实情况报告》。报告最后一段他写：“现有证据不足以推翻最早记载。”写到这一句，他停下，笔尖悬在纸上，停了一会儿，才把句号点上。
研判会放在周五下午。三个人，加上韩副部长。何岩把材料一份一份摊开，讲派出所回函，讲花名册缺页，讲三份谈话记录各说各的。韩副部长一边听一边翻文件，翻到某一页，用手指压住：“按最早记载认定。本人如有异议，告知申诉程序。”
会前有人打电话来，问能不能再想想办法。何岩说：“材料都在卷里，会上按材料说话。”对方还想说什么，他补了一句：“我这边就是个承办的，能做的就是这些。”挂了电话，他把通话时间记在便签上，夹进卷宗。
反馈安排在周二上午。裴守义来的时候穿了件深灰夹克，头发梳得整齐。何岩把认定表递过去，他戴上老花镜，看了三遍。第一遍从头看到尾，第二遍只看结论那一行，第三遍把表翻过来，看背面的签字栏。
“这一年，就这么定了？”他问。
何岩说：“按档案最早记载认定。您如果有异议，可以走申诉程序，我把流程给您写下来。”
裴守义没接话，从兜里摸出笔，在签字栏写下名字。字写得很慢，最后一笔拖出个小尾巴。他把笔帽扣上，站起来，椅子腿在地上刮了一声。
椅子腿刮过地面的声音，比签字更响
何岩伸手想握一下，裴守义已经转身去开门了。手在门把上停了一下，拉开门走了。走廊里的脚步声一直响到楼梯口。
何岩把签了字的表收进卷宗，编号，写审核说明。一百四十七卷，他一卷一卷编页码，做目录，装盒，贴封皮。轮到裴守义这一卷，他把卷绳绕了两圈，系紧，用手指把绳结往封皮里按了按，按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