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青禾搬进棉纺三号院五〇二的第一晚，晾衬衫时衣架滑脱，白衬衫从五楼掉下去，挂在四楼窗台外的铁丝上。她趴着栏杆往下看，四楼窗里伸出一根竹晾衣杆，杆子这头绑着个用铁丝弯的钩子，不紧不慢把衬衫挑上来，递到她手边。
挑上来的不是她的衬衫，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，袖口磨出一圈毛边。她摸了摸口袋，摸出一张硬板公交车票，二〇七路，票价五角，边角用透明胶带粘过两层。票背面有圆珠笔写的一个六位数，油墨洇了，看不出是日期还是编号。她把工装挂回晾衣杆放下去，说了一声谢谢，楼下没应。
第二天早上，工装出现在她家门把手上，洗过，还带着肥皂味，滴下来的水在楼道水泥地上洇了一小片。
她在楼道里第一次碰见四楼的人。男的，穿深灰夹克，抬手看表，说：七点二十，让一下。她侧身让开，闻到那股肥皂味。他下楼，脚步很匀，到拐角才补一句：衣服是晾衣杆挑的，别谢我，风大。
三楼王姨用挂历纸背面打印了加装电梯的签字表。这楼是一九八七年棉纺厂盖的，六层，一层四户，没有电梯，楼里住的大半是退休的老工人。王姨把表塞给沈青禾，说你绘图员，算得清各户分摊比例，帮我跑一趟。沈青禾应下，我算了一下，一户六千七，六楼多摊两成，一楼免，表上写得很明白。
她从一楼跑到六楼，签字表上只剩四楼那一格空着。
四〇二的门开了一条缝，程光手里拿着半个馒头。她递表，他不接，看了一眼楼道口那三级台阶，说：装电梯要拆台阶，不行。门关上了。
她第二次去，门开得比上次快。他把签字表接过去，折，再折，折成一条两头尖的纸船，搁在她掌心里。差五分钟八点，我要上班，他说。她低头看那船，纸边压得很齐，王姨打印的表格在船身上歪着，四〇二那一格正好折进了船底。
签字表折成的纸船，载着四〇二的沉默
之后她再敲门，他先报时间再说话。七点四十三，我下班刚回来。八点零五，楼道灯还没换。从不说大概，也不说可能。她索性不敲门了，掐着他下班前十分钟守在楼道口，见他上来就递表。他接过，还是折船，折完塞回她手里，进屋。
王姨在楼下晒被子，隔着晾衣绳提醒她：你自己那户也没签。沈青禾说我知道。租户不算数，王姨拍着被面说，得房东从外地寄身份证复印件回来，白纸黑字。沈青禾算了算，复印件在路上要走四天，把表格夹进图册里，压在图板底下。
那阵子她加班，图纸改到第三版，回家常过十二点。有一晚楼道声控灯坏了，黑得只剩窗外的路灯光。她摸到三楼拐角，听见上面有凳子挪动的声音。程光踩在凳子上换灯泡，先抬手看表，再跺一下脚，灯亮了，他才拧。她递螺丝刀上去，他接了，说：差两分十二点，你以后别走这条巷子。她问哪条。他说巷子北头那条，路灯坏了两个月，报修了，没人来。她没再问，第二天起绕另一条路走，多走三百四十步，她数过。
项目赶图，她连着三天没回楼里，睡在单位会议室的折叠床上。第四天清晨她拖着箱子回来，在公交站撞见他。七点二十，他刷卡上了一辆二〇七路。站牌上贴着手写的一张纸：临时停靠。二〇七路两年前就改线了，这条是加出来的班次，一天四趟，司机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，见了他点头。
沈青禾跟了上去。车往城西开，过了老棉纺厂的大门，过了拆了一半的职工澡堂，终点站是一片矮楼。他下车，进了一家照护中心，扶出一位老人。老人穿旧棉袄，手里攥着一张硬板车票，和工装口袋里那张一模一样，五角，二〇七路，边角也是透明胶带粘的。
老人上车时不看站牌，只把票往投币箱上贴一下，司机也不催。程光在旁边说：爸，七点四十八，坐稳。老人坐下，眼睛盯着窗外那条路，一路没说话，到站才开口：到棉纺厂了没有。程光说到了。
沈青禾站在车尾，把手里的图册抱紧了些。她这才明白那张一九九八年的票不是他的，是他父亲的。老人只认这一张，只认这一条线，回楼下还要坐在楼道口那三级台阶上，一级一级数人。装电梯要拆的，正是那三级台阶。
真相随着二〇七路的终点站浮现
房东的身份证复印件寄到那天，她也收到了外派通知，去邻市跟一个市政项目，至少两年。她把全楼的签字表交到王姨手上，四楼那一格空着，她在自己那栏填了代签，笔刚落下，王姨伸手划掉：你算哪门子业主。划得很轻，纸上却没留余地。
电梯开工，从六楼往下装，装到四楼时留了一个接口，铁皮封着，像一块补丁。楼里人上下都绕着走。
搬家那天是周六。沈青禾把那件工装洗了，晾干，叠平，挂回四楼门把手上。口袋里她放回那张硬板车票，另外塞了一张地铁单程票，背面用圆珠笔写了时间：七点四十。她写字慢，数字写得方。
程光从楼梯上下来，看见门把手上的工装，抬手看表，说：七点四十了。她拎起箱子，说：我算了一下，到地铁站要走十一分钟。他说：那赶得上。她下楼，箱子轮子在两级台阶上磕了一下，没回头。
半年后电梯通到六楼，楼道口那三级台阶拆成两级，剩一级，边角磨得发亮。程光每天七点二十还是坐那趟临时停靠的二〇七路，去城西，再接父亲回来。工装口袋里多了一张地铁单程票，边角也用透明胶带粘着，粘得和那张旧票一样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