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3年11月，纺织厂家属院三间平房里，煤炉烧得半红。父亲头七还没过，八仙桌被擦出木纹，大姐陈桂芬把蓝皮账本摊在正中间，左手边放一只铜锁樟木箱，右手边压一张顶替进厂的名额表。
“咱把账算清楚。”陈桂芬翻开第一页，“三十年煤球钱，一千一百四十六块。住院押金八百，我垫的。丧事流水七百二，收礼四百六，差额三百二，三股均摊，一人一百零六块七。”
陈建国把烟按在桌沿：“这事儿不赖我，名额是爹生前应下我的。”
他媳妇王秀云抱着胳膊站在门边，扫了一眼墙上充电的传呼机：“腥的我不沾，这洋玩意儿我也不碰。”说完伸手按了两下，屏幕暗着，她甩甩手上的水，退到灶间去了。
二姐陈桂兰是后半夜到家的，行李只有一本卷了角的《纺织工人》杂志。她进门先抬头看挂钟，钟指在八点四十二，比广播里报时慢七分钟。家里人这些年对表都按这台钟，没人提修。
“我一个外姓人，本不该插嘴。”她把杂志放在桌角，“先说说爹那条留言。”
陈桂芬翻账本的手停了停：“什么留言？”
“传呼机，未读一条。”陈桂兰抬下巴，“我明天去传达室拨寻呼台问问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传达室赵师傅正拿镊子夹一枚表针。陈桂兰借电话拨寻呼台，报出父亲的机号和一串生日数字，听见三格磁带式的回放。
给大姐的：账本压在樟木箱底右角。给三弟的：钥匙搁在灶间腌菜坛后头。给她的只有一句：“兰，钟我修好了。”
陈桂兰压着嗓子说：“删了第三条——不，删第二条。回电号码改填我大姐家的。”
赵师傅眼皮没抬：“改哪儿？你说一遍。”
她又说了一遍。话务员的键盘声咔咔响，赵师傅钳断一截表链，才说：“你爸最后那条，夜里十一点十九分留的。那天寻呼台十一点半关机。”
她回屋时，王秀云正把那本《纺织工人》合上，一张11月17日的硬纸板火车票从中间滑出来，又被塞回去，位置偏了半寸。陈桂兰没伸手，只把杂志挪到枕下。
分家会摆在次日晌午。陈桂芬照账本念完，陈建国拍桌子说钥匙在他手里，箱子该他先开。一屋子人涌到东屋，樟木箱的铜锁锁眼已被撬花，木屑落在砖地上，还是新鲜的。
“这事儿不赖我。”陈建国又说。
陈桂兰不争箱子，抬手一指墙上：“先看那台机器。”
陈桂芬冷笑：“破机器值几个钱。”她一把摘下传呼机摔在桌上，电池盖弹开，掉出一张写六位数的纸条。厂财务科内线。三万块集资款的凭据编号，就在电池仓里压着。
陈建国脸色变了，退半步：“这事儿不赖我，锁不是我撬的。”
“咱把账算清楚。”陈桂芬把纸条捏起来看了两遍，“三弟，你先把箱抱回你屋。”
箱子撬开，里头没有存折，只有一张父亲写的字条：谁撬的锁，房归谁，房上的债也归谁。房子三年前就抵押给厂里做了集资担保。
陈建国捏着纸条坐在床沿，半天没出声。王秀云拎起鱼篓往门口走：“腥的我不沾，房我也不沾。”
陈桂兰拿那张六位数纸条去了财务科。老会计翻出账册，指着一行字说：“这笔三万，十年前就记在陈桂兰名下。”
她回老宅，站在堂屋中央抬头看钟。指针还停在七分钟前。那年她离家，父亲把钟拨慢，说“你什么时候回来，钟什么时候走”。
她伸手把传呼机拿过来，按下翻页键。屏幕上那条未读终于弹开，是父亲的声音合成的字——兰，钟我修好了。
钟摆一动不动。陈桂兰摘下钟壳，电池盒是空的，两节五号电池的印子还留在铁片上。
赵师傅修完表，拎着工具袋从门口过，探头看了一眼：“钟……钟怎么了？”
“慢了七分钟。”陈桂兰把空电池盒扣回去，钟摆碰出一点响，又停住。
赵师傅“哦”了一声，走了两步又回头：“七分钟，那你爸那天等到十一点十九分，早过了关机。”
院子里风把晒的煤饼吹得哗啦响。陈桂兰把杂志从枕下抽出来，翻开，火车票夹在第几页她已经记不清，只看见票面上印的日期被指甲压出一道白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