暖气片漏水，从阀门底下往外渗，一滴一滴砸在水泥地上。纪晓满把包放下，说：“爸，协议签了，钱下个月到。”纪长顺蹲在暖气片前，手背贴了贴管壁，说：“先放气，再关阀。”他没接协议，从茶几下抽出一本旧作业本，垫在水渍最深的那个角。
封面上还有她小学三年级的字：红旗纺织厂子弟小学，纪晓满。她抖开本子，一张硬纸片滑出来。家属澡票，蓝底黑字，票面上印着“红旗纺织厂职工澡堂”，日期是十年前的九月六号，她坐长途车去省城报到那天。票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五个字，笔迹压得很深：满，洗完再走。
她捏着票，问：“这什么意思？”纪长顺从她手里抽回去，说：“废纸，垫桌脚的。”他把票在两指之间抚平，折了一道，又折一道，塞进工装胸袋里。动作像往锅炉里投煤，一下是一下。
纪晓满不想在暖气片旁边跟他说这个。她拿起搪瓷缸倒水，缸底那圈锈还在。父亲坐在马扎上，把漏水阀门关了半圈，起身去厨房，锅里热着一碗丸子。他说：“吃不吃？”她说：“你先说协议。”他说：“汽压不到，开不了炉。”
厂澡堂在家属院最北边，红砖墙，窗户玻璃碎了两块，用三合板补着。老陶守了三十年，正在屋里捆账本。纪晓满说想查一张票。老陶翻出一本换票账，封皮上写“家属浴票兑换登记”，纸边卷了毛，翻起来有一股煤油味。
“你爸，锅炉房纪长顺。”老陶的手指沿着人名往下走，“每月拿加班攒的煤渣票换家属票，一张煤渣票顶一张洗澡票。你看，票号后头都有字。”纪晓满凑过去，蓝黑圆珠笔，一是“满，周三”，一是“满，考完”，一是“满，暑假别省着”。一个月一行，行距排得紧。
老陶指尖下的账本：煤渣票换来的温情与记录
老陶说：“你离家那天，他来过。没下水，手里一张票，在更衣室里坐了半上午。我说纪师傅你洗不洗？他说孩子路上要转车，叫她洗个热水澡，不遭罪。后来他出来，说票塞作业本里了，那可是最后一张。”
纪晓满把登记账合上，手指压在硬封皮上不动。她那天坐的是早上七点的车，天没亮就出门。她记得父亲不在家，以为他加班。她记得自己把作业本落在澡堂更衣室的长椅上，还是后来返回来拿的。回来时更衣室空着，长椅上一股肥皂味。
回家她把手提包往沙发上一放，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去车站？”纪长顺正拧暖气片的放气阀，嘶一声，有气跑出来，接了一小盆锈水。他说：“汽都放了，追什么车。”
她把澡票拍在桌上，声音有点大。父亲看了那张票一会儿，把盆里的水倒进厕所，回来坐下，说：“你妈走得早，我只会看压力表，不会看人脸色。”他说完就把抹布拧干，搭在暖气片上。
纪晓满去翻他床头那个铁皮盒，找拆迁协议。协议压在下面，再往下是一个透明文件袋，装着一张复印件，边角被煤灰染得黑一块灰一块，是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。背面有字，钢笔写着：满，1998年9月6日，车票钱在搪瓷缸下。
她端着缸把水倒了，缸底和桌面粘着一层薄薄的水垢，白得像盐。水垢底下，压着六张十元票子，潮了，边角发软，票面上的人头像都快看不清了。她站在厨房门口，想说话，没说出来。那天她把行李收拾好，跟父亲吵了一架，赌气提前走了，从来没翻过缸底。
晚上她没提签字。第二天清早，澡堂最后一天营业，她去敲门，说：“爸，我陪你去洗一回。”纪长顺拎着搪瓷盆出来，里面还是那块半透明的肥皂，一条旧毛巾，一件洗得发白的背心。
澡堂里人不多，水汽把顶灯罩得发黄。他先让她搓背，自己背对着她，脊梁骨一节一节凸出来，肩头有块煤灰似的印，其实洗不掉。搓到一半，他说：“水热，别兑凉。”她嗯了一声，把毛巾搭在他后颈上，往下搓，没说话。
最后一天营业：洗不掉的煤灰与搓得温热的水汽
洗完了，他坐在更衣室长椅上替她看衣服。盆放在脚边，里头的肥皂又薄了一层。她从包里拿出新房钥匙，两个钥匙扣着一根红绳，放进那个澡票簿里，又搁在他脚边的盆沿上。她说：“这次换我给你留门。”
他低头看了一眼，没接钥匙，先把澡票簿翻到最后一页。里头只剩一张旧澡票，票面卷了边，他把那张票抽出来，递给她，说：“拿着，以后你回来，澡堂没了，热水还有。”
纪晓满把票夹进自己随身的账本里，合上。纪长顺站起身，端起盆先去关了淋浴的总阀，再回头把窗户推开一道缝，热气顺着缝往外跑。他弯腰从长椅上捡起她落下的一只手套，抖了抖灰，塞进她大衣口袋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