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四年腊月十六，县城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厅里，暖气片烧得发红，玻璃上挂着一排水珠。郑铁山坐在行李房门口的马扎上，膝头搁一块三合板，上面用钢笔写着：看行李，一件五毛。他把“毛”字写得比“五”大。
他六十六，蓝布棉袄的袖口磨出毛边，左手剩下三根指头。
售票窗口的赵桂芝探出半个身子喊：“郑师傅，末班车还有二十分钟。”
“掌包的，三张。鹰嘴岭。”
“几个人？”
“三个。”
他把钱数出来，三块二一张，九块六，全是角票，用皮筋捆着。数完他捏了捏兜，兜里那三张去年的票根还在，纸都软了。
站里那年冬天刚装上安检机，黑皮带一转，郑铁山就说“亮箱子醒了”。他管传送带叫趟子，管广播叫喊趟的，管寄存处的登记本叫镖单。
候车厅第二排靠窗有两个座位，椅背上各系一根红绳，绳子褪成了粉色，绳头挂着木牌，牌上“已订”两个字是刀刻的，凹槽里积着黑。换过三任站长，没人解过那两根绳。
有人问，郑铁山就说：“留着。按规矩。”
穿旧棉猴的姑娘挤到窗口，抢在赵桂芝前头报数：“鹰嘴岭，三块二，四十七公里，末班十九点整，还有十一分钟。”
她手心里攥着半块铜镖牌，断口崭新，铜茬子还在发亮。
郑铁山的眼皮抬了一下。
姑娘把断牌推到他面前，牌面上有半个“永”字。
“一九六四年。”她说，“腊月十六，鹰嘴岭，四十七公里。”
郑铁山用那两根断指在牌面上摸，从断口摸到字，来回摸了两遍。他问：“合字上的，还是官面上的。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姑娘说，“我养母临死塞给我的。她只教了一句话：去车站找看行李的老头，他会告诉你该把东西交给谁。我叫陆小满。”
郑铁山把牌推回去，站起来，锁行李房。铁锁扣上，钥匙在锁孔里拧了两圈，他抽出来，塞进棉袄内袋。
“这趟镖我不接。”
陆小满在门外从晌午坐到天黑。她把棉猴帽子拉到眉毛上，中间出去一趟，回来手里捧着两个烤红薯，一个自己啃，一个搁在行李房门前的砖头上。
红薯凉透了，皮皱起来。
天黑尽，门开了。郑铁山站在门口，说了四个字：“明早六点。”
第二天六点二十，站里的承包人来了。马德胜手里捏着一个黑皮本子，进门就翻页。
“老郑，上面说了，开春站房翻建，行李房三天内清空。手续不全的，按无主货处理。”
郑铁山不吵不闹，从抽屉里摸出三张车票和一把钥匙，啪地拍在桌上。车票票角用浆糊粘在硬纸板上，戳子是一九六四年的，字迹糊了一半。钥匙断掉两齿。
马德胜低头看票，看完走到最里头，看那只樟木箱。箱盖上钉着一条红布封条，布脆了，边角起毛，墨字一笔一画写着日期。他伸手，指尖离封条还有半寸，停住了。
“过了年再说。”他合上本子，“过了年。”
走到门口，他回头又看了一眼那截红布，才推门出去。
陆小满在门边站着，嘴唇动：“三天，七十二小时，四千三百二十分钟。”
郑铁山把箱盖按下去。箱缝里露出的一角小棉袄缩了回去，蓝底白花，褪得像旧水。
“货没交，不能开。”他说。
那天下午他把樟木箱捆了麻绳，横两道竖两道，绳结打成镖行的样式。箱子推到站台，等末班车进站。
车灯扫过候车厅的玻璃，郑铁山走进第二排，把两根红绳解开，一圈一圈缠在手上。木牌翻过来，背面用刀刻着两个名字，笔画深，刻痕里积着灰。
他把木牌和红绳一起放进棉袄内袋，对陆小满说：“你坐我的位子。”
陆小满看了看那张票，又看了看他：“那你呢？”
“站。四十七公里。”
车出县城，往山里拐。郑铁山抓着扶手，脚下一颠一颠，眼睛盯着窗外的里程碑。票根捏在手里，捏成一条。
鹰嘴岭道班是旧驿站改的，院墙塌了一角，墙根立着水泥里程碑，红漆写着四十七。他从道班借来一把羊角锤。
封条撕开时声音很轻，布断了，掉下一小撮灰。箱盖掀起来，里头没有货：一件蓝底白花的小棉袄，包着一个襁褓，棉花发黄。他把棉袄翻过来，夹层缝线处有几针是后补的，剪开线，掉出另外半块铜牌。
两块牌子对在一起，严丝合缝，“永胜镖局”四个字齐了。他捏着断口看：箱里这半块茬子发暗，绿锈爬了半寸；陆小满那半块还是亮的。
“你养母什么时候掰的？”
“腊月初八。她掰不动，用的钳子，掰了三下。”
郑铁山把铜牌按在里程碑上，羊角锤举起来，敲了两下，铜边卷了一点，钉子进去了。他伸手把“四十七”三个字上的土擦了擦。
“镖到。”他说。
回程的末班车是夜里十一点四十。赵桂芝撕票的时候问他：“几个人？”
“两个。”
两张票，一张给陆小满，一张他自己坐。红绳和那块“已订”的木牌，他系在道班门框的钉子上，没拿回来。
车开出鹰嘴岭，他靠在椅背上，从内袋摸出票根，两张叠好，用指甲掐了一道印。车灯扫过道班那截墙根，铜牌在里程碑上亮了一下，又暗了。
陆小满靠着窗口睡着了，棉猴的帽子歪到一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