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点四十，写字楼十八层的灯只剩三盏。我把最后一版文案存进共享盘，拎起包，走廊的感应灯一段一段亮过去，又一段一段灭掉。
楼下风大，广告旗拍着铁杆。便利店的门开着，关东煮的热气飘到门外。隔壁那家洗衣店的卷帘门拉了一半，里头亮着白光，烘干机的声音从门缝里滚出来，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拍被子。
我弯下腰钻进去。收银台边有个铁夹，夹着一排蓝色取衣单。我报手机尾号，陈叔从里间出来，手上戴着那双洗得发白的棉手套，食指的地方补过一块布。
“奶白的那件。”他说，“针织的，对吧。”
“对。”
他从架子上取下来，塑料袋套着，衣架是木头的。我伸手接，看见领口那个洞没了。原来破的地方，现在是一朵小雏菊，米白的线打底，花心用了浅黄，五片花瓣压得很平，针脚细得几乎看不见。
被时间修补的温柔
我把衣服翻过来看背面。背面也是平的，没有线头。
“多少钱？”
“洗的价。”陈叔把手套往下扯了扯，“三十五。”
我扫码。他把旁边一个纸杯推过来，姜茶，杯壁烫手，上面浮着两片姜。
“最后一趟？”他问。
“嗯，这几天都这个点。”
“写字楼那边十一点半关一半灯。”他说，“我看灯的。”
我喝了一口姜茶，辣味从嗓子往下走。店里六台机器，三台在转。靠窗那台里翻着一条灰毛毯，转一圈，翻一下，转一圈。
“这花是您补的？”
陈叔去拧一台机器的旋钮，背对着我：“洞不大。扔了可惜。”
我没再问。把针织衫叠好放进包里，纸杯捏扁丢进桶里。走的时候他在擦台面，抹布来回擦同一块地方。
第二次去是四天后。同事把围巾落在我工位底下，灰蓝格子，羊毛的，边上有一道脱线，毛边翘起来像一截草。我下班顺路带过去。
陈叔正坐在收银台后面，台灯照着，手边压着一本旧相册，塑封的封面起了皱。他抬头，把相册往里推了推，没合上。
我看见一页上贴着几张照片：一件小红棉袄摊在桌上，袖口有块补丁，是只兔子；还有一张，是个扎两个辫子的小女孩站在洗衣店门口，身后的招牌还是旧的，字缺了一笔。
相册里的旧时光
“孙女？”我问。
“嗯。”他把围巾拿过去，翻到脱线那头，捏了捏，“小时候衣服费，一年补八回。现在她上大学了，学服装，说补丁土。”
他笑了一下，把围巾放进待洗筐，又拿笔在单子上写。“脱线补一补，三天。”
我把手里的袋子也放下：“这件衬衣也洗。”
“行。”
我转身要走，他又说：“姑娘，你上回那件，袖子长了点吧。我看着你穿。”
“有点。”
“下次带来，我给你把袖口翻一翻，不用钱。”
我说好。
取围巾那天下了雨。店门口的塑料垫吸饱了水，踩上去咯吱响。陈叔把围巾装在纸袋里递过来，另一只手里捏着一个黑色的发圈，橡皮筋外面缠着布，是我上次落在试衣镜旁边的。
“这个也你的吧。”他说，“卡在筐缝里，我拿钩子勾了半天。”
我伸手去接。指头碰到他的棉手套，手套是凉的，指尖那块磨得薄，能摸到底下的指节。他很快把手收回去，去关一台机器的门。
雨夜末端的交接
“雨大。”他说，“门口有伞。”
“不用，地铁口近。”
“那你走慢点，地滑。”
我把发圈套在手腕上，围巾抱在怀里。出门回头看，卷帘门还拉着一半，白灯照着门内那块塑料垫，垫子上印的一行字被踩得模糊。烘干机还在转，转一圈，翻一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