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安菜市场的公平秤摆在东门内侧，一块不锈钢台面，边角磨出细毛道。苏小满把砝码箱搁上去，掀盖。红绒布隔成六格，五个砝码并排躺着，最小的一枚只有指甲盖大。她拿软布把台面擦了两遍，才把砝码放上去自检。
九点不到，陈大妈拎着塑料袋过来，袋底渗血水，走一步滴一滴。“姑娘，你给称称，三斤排骨，我拎着轻。”
秤上显示一点五千克，不多不少。小满从箱里取出五百克砝码压上去，屏幕跳成四百八十克。
她把砝码收回格子，用镊子摆平，抬头问：“大妈，哪家买的？”
“东头老赵，肉摊第三家。”
老赵正在剁肋排。案板是白瓷砖贴的，砍刀插在板缝里，围裙前襟一片油。小满把检定单摊在秤边的塑料凳上，说明来意。
老赵的手掌在案板上拍了一下，砍刀跳了跳。“上月刚买的秤！三千二！”他又拍一下，“你这一贴，我一天生意做不做？”
人围上来。有人踮脚看那张单子，有人喊：“小姑娘，别砸人饭碗。”又有人替老赵算账：“二两两块，一天卖五十斤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”
小满没接话。她从包里取出封条，撕开背胶，对角贴在秤盘和秤身之间，把编号写在封条空白处。检定单填三份，一份给老赵，一份交市场管理方，一份带回所里。全程她只问了三个问题：购买日期、发票在不在、有没有人来调过秤。
老赵梗着脖子：“调什么调，新秤调什么？”
“这秤不是他改的。”小满合上箱子，扣好卡扣，声音不高，围着的几个人都听见了，“芯片被动过，改的时间不在他手上。”
老赵的手停在案板上方，没落下去。
电子秤背面贴着一张条形码，序列号十六位。小满回所里把号输进系统，出来一列记录：永安市场同批次秤三十七台，其中十九台的校准数据在三个日子被改过，改动幅度统一，都是负百分之四。
负百分之四。三斤排骨少二两，一斤青菜少八钱，看着不起眼，一天下来是一个摊位四十来块，一个月是这个市场里十九户。
她拿红笔在表格上圈出十九行，把购买记录、转账时间、监控截图并排订在一起。王姐的办公室在市场二楼，窗户外头就是肉摊的塑料棚。王姐看完那张表，把茶缸放下。
“十九台？”
“十九台。”
王姐原先说的是“先别闹大”“罚几个意思意思”，这会儿她把电话拨给物业：“把上周一到周三东门和南门的监控全调出来，硬盘别覆盖了。”
老赵是夜里想起来的。上个月初，摊子上来个男人，四十来岁，深蓝夹克，帆布包搁在秤边，说自己是调秤师傅，五十块一台，调准点，多给你留两毛。老赵掏了五十块。“他按了几下，说这是校准模式。”
“他给你开单子没有？”
“开什么单子，五十块钱开单子。”
小满把老赵的话记下来，问清那人夹克袖口有一道机油印、骑蓝色电动车、后座绑一个白塑料箱。这些后来都写进了线索移送表。城郊那间出租屋的地址，是从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的登记信息里落下来的。
所里定了一条：主动送检、如实说明的，换秤不处罚；藏着不说的，按计量法顶格处理。小满把这条打成一张白纸，四号宋体，贴在公平秤旁边的立柱上。
第二天清早六点四十，检定车开进东门。车上载着十二台待换的新秤，另有一台检衡车。排队的人从公平秤绕到鱼摊后的过道，三十多米，塑料袋挨着塑料袋。
老赵把自家那台封着封条的秤第一个递上去，胳膊一横，挡住后头想往前挤的人：“排队！都排队！谁挤谁最后。”有人说老赵你自己不也缺秤，老赵把袖子一撸：“我缺秤我认，我第一个交，你第几个？”
水产摊老钱、干货摊孙姐、南门卖豆腐的两口子，一上午收上来四十六台。小满坐在折叠桌后头，验号、登记、换秤、贴新的检定合格标，笔一直没停。中午王姐送来两盒盒饭，她扒了半盒。
同一周，市场监管和公安去了城郊那间出租屋。桌上摊着七块芯片、一把热风枪、一台旧电脑，电脑里存着六个菜市场的校秤参数。刘某的账本用的是小学生作业本，一行一台，两百三十七行，后面跟着“五十”或者“八十”。
永安菜市场挂上“诚信计量示范市场”那块牌子是在月底。铁架焊在东门横梁上，红绸子剪彩。摊贩们凑钱做了面锦旗，红底金字，“一杆秤称人心”，落款写了一长串名字，老赵的名字在最前。
小满把锦旗卷起来，卷得紧，垫进砝码箱底。箱子搁在电动车踏板上老晃，垫上正好。老赵看见了，说你这孩子，锦旗垫箱子，人家送你的。她说箱子晃，砝码磕出印子。老赵硬塞给她一扇排骨，报纸包了两层。她按市价扫码付了钱，付款备注写了四个字：按斤计价。
下一季度，她把箱子绑在后座，去了隔壁水产市场。第一件事还是复称。摊主捞起一兜活虾上秤，三斤，她压上砝码，多给了半两。多给也是不准，她照规程填了一张，写的是“示值偏差，当场校准”。摊主搓着手问罚多少，她把笔帽扣上，在本子上落了一笔。
“合格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