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珍一刀下去，鲫鱼肚子刚翻开，耳边“当”一声。刀尖碰到硬东西，一枚发黑的铜戒从鱼鳞堆里滚出来，在案板边沿转了两圈，停在一摊血水前。
她没急着捡，先拿刀背拨了拨。戒指内圈贴着鱼肚那面，磨出一线黄亮。围裙上擦两把，字露出来：等我。后头还有几个小字，南门码头。
“买条鱼送枚戒指，内圈还刻着等我，你敢信？”阿珍把戒指举到手机镜头前，拇指一搓，铜绿蹭到指肚上。旁边买虾的阿姨凑过来看，塑料袋里的虾还在蹬腿。
早市刚上人。阿珍的鱼摊在菜市场最里头，挨着卖豆腐的老周。摊上三只塑料盆，鲫鱼、草鱼、黑鱼分开放，氧气泵咕嘟咕嘟响。她一边刮鱼鳞一边想，南门码头这四个字，她多少年没听人提过了。
二十年前，南门码头还没拆。阿海在那边帮人卸货，白背心洗得发黄，裤脚一卷，露出脚踝上蚊子咬的疤。他攒了两个月工钱，买了两枚铜戒，一枚塞给她，说内圈刻了字。她没接。那时候她妈住院，她嫌他穷，嫌码头上的活儿没个准头，嫌他连句整话都说不利索。
“那时候她嫌我穷，嫌码头上的活儿没个准头。”
阿海把戒指攥回手心，说那我等你。她说别等。后来码头拆了，阿海也没再来过鱼摊。
阿珍把这条视频挂上同城，配了一行字：谁的戒指，来南门菜市场鱼摊认领。熟客们转得快。卖豆腐的老周转了，卖调料的小陈转了，连常来收纸箱的老韩头都举着手机问怎么弄。那天鱼摊多卖了三筐鱼，有人专门来买条鲫鱼，就为看一眼那枚戒指。
第三天下午，宋老师来了。他教了一辈子书，买菜也穿得齐整，衬衫领子翻得平平的，手里拎个布袋子。他在鱼摊前站定，不挑鱼，先看阿珍手机里的视频。看了两遍，他把老花镜摘下来，捏着镜腿，说：“这字，我见过。”
阿珍手里的刮鳞刀停了。
“小勇走之前，还给我煮了碗面，卧了两个鸡蛋。”
宋老师说，他儿子小勇失踪那年十九，走之前跟家里说去南门码头找阿海帮工。那天早上他还给小勇煮了碗面，卧了两个鸡蛋，小勇把蛋黄拨到一边，说太干。晚上人没回来。报警，贴寻人启事，跑码头，跑了三年。后来有人捎话，说小勇跟着货船走了，也有人说掉进鱼塘了。鱼塘清淤那年，宋老师去塘边站了半天，淤泥里翻出来的都是破胶鞋、烂渔网。
“那戒指怎么进了鱼肚子？”阿珍问。
宋老师把布袋搁在案板上，说小勇走之前，拿过他抽屉里一枚旧铜戒，说戴着玩。戒指是他年轻时在南门码头买的，内圈让人刻了字。后来鱼塘清淤，鱼被批发到各个市场，这枚戒指在鱼肚子里转了多少道手，谁也说不清。
阿珍低头看那枚戒指。内圈的“等我”被鱼胃酸蚀得只剩半边，南门码头四个字倒还清楚。她想起阿海当年塞给她的那枚，也是铜的，也刻了字。她那枚一直没戴过，用红布包着，压在钱盒最底层。后来她自己买了一枚，内圈刻着“别等”，也没送出去。
“阿海后来一直在找小勇。”宋老师说得慢，每个字都像在嘴里含了一下，“他每年去码头问，去周边县市贴告示，我拦过，拦不住。前年我在南门桥头碰见他，头发白了一半，手里还攥着一沓寻人纸。他没成家。”
阿珍没接话。她把两枚戒指从兜里掏出来，一枚“等我”，一枚“别等”，并排放在案板上。铜的、旧的，一枚沾着鱼腥，一枚红布印子还没擦净。氧气泵还在响，盆里的鲫鱼尾巴一甩，水花溅到戒指上。
一枚‘等我’，一枚‘别等’，都停在了案板边沿。
宋老师看了看，没问哪枚是谁的。他把布袋子解开，里面是两条黄瓜、一把小葱。“鱼我就不买了，”他说，“你要是有阿海的信儿，告我一声。”
收摊是晚上七点。阿珍把鱼盆刷了，案板冲了，围裙挂在钉子上。她打开钱盒，底层红布还在，布角压得扁扁的。她把那枚“别等”取出来，对着手机镜头，身后灯泡上落着一层水汽。
“今天不卖鱼。”她说。
然后她停了几秒，只问了一句：“你们说，第二条寻人视频，我是发还是不发？”
画面没关。灯泡底下，两枚旧戒指挨着放在案板上，一枚的字快磨平了，一枚还看得清。氧气泵的插头已经拔了，摊前安静下来，只有隔壁老周收豆腐板的响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