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航地图上那条蓝色路线突然断了，信号格子也缩没了。我站在两堵老墙之间，青石板上的水痕还没干透，墙角的花藤攀到屋檐底下，几朵淡紫色的小花垂下来，像挂了串旧年的风铃。
手机屏幕上的箭头转了两圈，又跳回原地。我索性关了屏幕，把手机塞进兜里——耳朵先醒了。远处有拨浪鼓的声音，咚隆咚隆，不急不缓，像小时候巷口货郎挑着担子的节奏。脚步替心做了选择，我朝那声音走过去。
拐了三个弯，拨浪鼓声越来越近，却停在了一扇油漆剥落的木门前。门半掩着，门上贴的对联已经晒得发白，上联只剩半边“春光好”，下联的“岁月长”还清清楚楚。门缝里飘出一股陈香——老茶叶混着木头受潮后微微的霉味，还夹着一点煤炉上烧水的铁锈气。
吱呀一声，我推开了那扇门。
门里一个小天井，阳光斜斜地切进来，照在一把磨得发亮的竹椅上。竹椅的扶手泛着棕红色的包浆，靠背处的竹片断了两根，用麻绳接住了。角落里的煤炉上，一把老式铝壶正在冒白气，壶嘴咝咝地响。墙上贴着几张泛黄的宣传画，画里的人们穿着蓝布衫，举着红旗，笑得热热闹闹的。旁边挂着一只老座钟，钟摆不走了，指针停在九点二十三分。
“姑娘，喝碗茶？”
声音从暗处传来，沙沙的，像秋天踩在干桐树叶上。我这才看见天井另一头的小矮桌前坐着一个人——阿琛阿婆，约莫七十岁，灰白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，穿一件灰蓝色斜襟布衫，正慢悠悠地剥着花生。她的手指关节粗大，指甲盖被花生壳磨得发白，但动作极稳，花生壳在她手里咔嚓裂开，红衣的花生米蹦进搪瓷碗里。
我点点头，在她对面坐下。她起身去拿茶碗，脚步有点跛，但每一步踩得稳稳的。茶碗是粗瓷白底蓝花，碗沿缺了个小口，被她用细砂纸磨光滑了。她从一个铁皮茶叶罐里抓了一把茶叶，放进茶碗，提壶冲水——热水一激，茶叶在碗里翻滚，涩中带甜的香气腾起来。
“这茶是自己做的吗？”我问。
“嗯，山上的老茶树，不打农药，每年谷雨前一天摘。”她把花生碗往我这边推了推，“尝尝，土花生，香。”
我捏了一颗花生放进嘴里，脆生生的，咸香里带着泥土的味道。她给自己也倒了一碗茶，端着碗靠在竹椅背上，眼睛望着天井里那块巴掌大的天空，慢慢说：“你从外地来的？我一看就知道。本地人走路不东张西望，你们这种，眼睛忙不过来，脚步也急。”
“我迷路了。”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。
“迷路好啊。不迷路怎么找得到这里？”她笑了，露出一颗金牙，在阳光里闪了一下。她一边剥花生一边讲起镇子以前的模样——东头有个渡口，青条石砌的，每天早上船靠岸，挑着菜篮的、扛着麻袋的，挤挤挨挨地往下蹦。渡口拆了二十多年了，填河修了马路，可青条石还在，被铺在人行道上当路基，下雨天踩上去，还能看见石头上刻的老船号。
“我年轻时在戏班唱花旦，”她忽然说，眼神亮了一下，“嗓子亮着，从镇上唱到县城，还坐上卡车去省城唱过。后来嗓子倒了，嫁了人，开了这间茶馆。一开始卖大碗茶，一分钱一碗，后来涨到两分，现在五块钱管饱。”
她端起茶碗喝了一口，咂咂嘴：“这茶啊，刚喝是苦的，咽下去回甘。年轻时不懂，总觉得甜得好，现在才晓得，苦才是茶的本味，回甘是后来的事。”
我没说话，端起茶碗慢慢喝。茶水烫嘴，舌尖先碰到一点涩，等它在口腔里转一圈滑下喉咙，竟真有一股甘甜从舌根泛上来，像把整个山头的清冽都含在嘴里了。
座钟还是纹丝不动，但院子里的阳光已经斜过去一截。拨浪鼓的声音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。远处有菜贩子的叫卖声，拖长了尾音：“豆腐——豆花——”不像吆喝，倒像唱歌。
“镇上年轻人越来越少了，”阿琛阿婆说，“就剩下我们这些老骨头守着。不过也好，安静。”她指了指墙角一株栀子花，“那棵花种了三十年，每年开的时候，整个巷子都香。我孙女回来看我，摘一朵夹在书里，说带到大城市去。大城市有什么好？连栀子花都种不活。”
她说着又笑了，手没停，花生壳在脚下积了一小堆。
我喝完第三碗茶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了。我起身掏钱，阿婆摆摆手：“不用钱。你陪我讲了半天话，够了。”她转身进屋，出来时手里拿了一块用报纸包着的茶饼，递给我：“自家压的，回去用山泉水泡。水开了先烫壶，再洗一遍茶，第二泡开始喝。”
我接过来，报纸还带着手掌的温度。走出茶馆，回头看了一眼——那扇油漆剥落的木门里透出暖黄的灯光，阿琛阿婆坐在竹椅上，正往煤炉里添炭火，白气腾腾地往上冒，把她的背影缠得朦朦胧胧的。
来时迷路的慌乱，早就被两碗茶汤熨平了。手机还是没信号，但我已经不需要导航了。
